轻舟已过

《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朋友，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何必为年龄发愁

           只要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

           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

           有时候我很着急

           那是因为工作的不顺利

           有时候我很忧愁

           那是因为我的祖国还很落后

           我曾踏遍人生的领土

           最后我才知道

           这是人生唯一正确的道路

           人民的事业与世长久

           谁的生命与它结合

           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

           我不再有什麽别的希望

           只希望人民不再受苦难

           我不再有什麽别的要求

           我的要求就在大家的要求里头

           啊，朋友，春天的后面不是秋

           何必为年龄发愁

 

球鞋与丢失的运动

   下午，与小邹一起练习“单手原地投篮”科目时，很少运动的王东也蹦蹦跳跳的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练习的空当，他顺手拿起了球场边的一根跳绳儿——我昨天逛商场时新添置的“器械”，笑着对我说“看来你要把身体练得棒棒的啊！”

    “不是专门为了锻炼身体，而是享受一种运动——前半生欠我的运动”，我借题发挥。

    “是不是上学时光顾着念书了？”，身边的小邹问道。

    念书？……，是啊，念书！——求学时代，太多玩乐的时间被浪费在了念书上！兰考三义寨工地时，一位叫张金狮的司机也曾这么戏虐的评价过读书和玩乐的关系。

而运动——却远不是玩乐所能概括的。

   中学时，运动总是离我远远的。为了供我们姊妹兄弟念书，母亲总是起早贪黑的打零工用以贴补家用，添置铅笔时，也要嘱咐我们省着点儿用。体育课是我最不愿上的课之一。营养跟不上，瘦小的我实在难以把该死的铅球推向及格线。一次达标测试时，出手后的铅球居然在我眼前奇迹般的消失了当调皮的同学从我屁股后检起铅球时，我已经在炸锅的笑声中涨红了脸。

每逢体育课的上午，同学们都会穿上雪白漂亮的球鞋，早早的赶到学校，打乒乓、跳皮筋儿、踢毽子，好不热闹！看着同学们雪白漂亮的球鞋，再看看自己脚趾处打着补丁、发了黄的球鞋，我总是蜷缩在座位里一动不动，连去厕所都免了。后来，索性违反纪律不穿球鞋，不想麻烦更大，被体育老师粗大的手揪着耳朵走出队列罚站，在同学们闹哄哄的笑声里，穿越齐刷刷的目光，我涨红着脸、咬牙强忍着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泪光中，仿佛看见深夜的灯下母亲给球鞋打补丁时的身影。

一次又一次，从班主任手里接过班级前几名的文化课成绩单时，我依然涨红着脸，因为，在鸦雀无声的教室里，这仍然需要穿越同学们齐刷刷的目光，直到成绩单变成大学录取通知书。

    遗憾的是，大学也没能找回丢失的运动，可能和中学穿布鞋上体育课的“过敏”经历有关。

    工作了，几百元的球鞋穿在脚上，却还是没能让运动走进生活——原来运动不只是一双鞋子的问题。

    直到一个夏日的午后，看着好友自由自在的徜徉在游泳池里，好似鱼儿一般随心所欲，好生羡慕！于是，发誓要学会游泳，不为锻炼身体，只为“自由”！

    很快，我就学会了蛙泳，并把游泳池换成了工地的黄河，所谓的“自由”在风浪里居然有几分豪气——死亡的漩涡就在身边呼呼作响……

    后来，乒乓走进了生活，篮球也翩然而至，爬山、徒步旅行已经和工作分不清界限。

    如此，久违的运动还是回来了，俨然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一种基本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为了锻炼身体，这是先进的跑步机所不能诠释的。

     Wage 于三门峡槐扒黄河提水西段村水库工程工地

2005年9月22日

 

   

    今年的五一长假是很特别的，因为-----雨。小时侯的记忆里不喜欢雨，因为上学的路上太过泥泞，泥水钻进脚窝儿，我会和粘满泥水的布鞋一块儿难过------望着别的小朋友脚上漂亮的雨靴，想着在家里锅台上操劳的母亲哀怨的眼神，我也会和小雨一起哽咽…… 进入大学后，不再那么狠“雨天”了。就象给“雕牌”牙膏做形象代言人的小女孩说的一句广告词一样：我有新妈妈了，可我一点都不喜欢她……..在“新妈妈”的用心关怀下，最后终于有了改变：其实她也没那么讨厌……是的，雨天不再那么讨厌，因为一杀那间，我发现城市的道路不再泥泞，在钢筋混凝土的狭小空间里，想找到泥土的影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再穿雨靴了，任凭脚上的名牌皮鞋和雨水亲密接触着……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毕业时，我发现我甚至开始喜欢雨了……因为雨中、雨后的一切都好象使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人们将不再象陀螺一样忙碌的旋转，而是将共同面对同一件事情-------把雨考虑在自己的日子中，于是人们心情开始变得清洁、条理、有序，这是难得的和谐……而且雨后街道旁的树叶会变得鲜亮、人们的心情也会鲜亮起来了。 工作后，我甚至开始爱雨了，因为见到她的机会总是那么的稀少，和她在一起的时光又总是那么的短暂，每次她都回把我从喧嚣、污浊的空气里解救出来，呼吸着她清新、温婉的气息，我总是感到无比的幸福。尤其是在沙尘暴肆虐的日子里，我会咬紧牙关等待她的出现…… 踩着她的脚步、小心翼翼的只为能合上她的节拍-----------就这样，我在雨中度过了2002年五一黄金周，我惭愧，我晚了一天给老三清唱生日快乐歌，我难过，我不能实现先前的约定，赴海滨给老五唱婚礼进行曲，在那圣洁的教堂、我看见洁白的婚纱、肃穆的笑容、我听见庄严的承诺、婉转的乐声…… 三个小时后，我将踩着她的脚步，小心翼翼的只为合上她的节拍-----------就这样，赶赴我的工地……………….

此刻，上海在下雨，长沙在下雨，武汉在下大雨，郑州也在下雨...... 大半个中国都在洗澡...... 洗澡是最美、最另人赏心悦目的活动，记不得是哪位女写手曾经表达了洗澡之对于人的奇特作用，我想，洗澡是心灵需要清洁、心理需要美容的外在反映吧...... 所以，我也趁“五一”休假的好日子，痛痛快快的洗了一回...... 以下就是洗干净的几张照片......

写于2002-05-05 12:58:07.0

毕业了——“学校”成为昨天，工作了——“社会”就在此刻。 校园里的“爱情”却执拗的“回读”去了，“她”说"她"不愿毕业，一进入社会“她”就会死亡...... 但是：看着浩浩汤汤的结婚车队里欣喜的人们，看着奔驰轿车里的新娘子夸张的笑容，人们都在啧啧赞叹：“就是漂亮！王厅长公子的眼力真不错！”。 然而，在“社会”的街道上，在戴着“墨镜”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却仍有人在等待钻石般圣洁的爱情会光顾这条世俗的街...... 他说：“做梦的权力我还是有的！瞧！我连女儿都有了......”。 “我爱她们，我的爱情正盛开在她们美丽的背后......”

    一日，我夹着需要汇报的材料推开办公楼透明的玻璃大门匆匆的往前赶，忽然身后传来一个清脆的童声：“叔叔，后来呢？我们看到北极熊了吗？”，我站定脚步，缓缓的扭过头：一个穿着柳色青青连衣裙、素雅轻盈的小女孩儿正一本正经的回眸望着我——她纤弱的小手正被另一双素手牵引着、绵绵的往前走…… 体裁：短篇小说原创：蛙哥折柄：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请勿庸人自扰。背景： 在杂草与庄稼争夺心灵的时候，我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庄稼上，而不是一味的去“割草”。 主题：用自己沙哑的嗓子讴歌高尚与善良，呼唤自然与回归； 闭上近视的双眼规避泯灭人性的心灵杂草，张开瘦弱的双臂呵护纯心灵的庄稼。

无独有偶，文坛名宿文怀沙一生坎坷多难、衔冤负重，但他活得轻松洒脱，不仅善于苦中求乐，而且有一种更高明的心理转化法，自称“心灵辩术”。

    无论贾平凹先生抑或是文怀沙先生，无论“精神疗法”抑或“心灵辩术”，其核心在于：痛苦，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可省略的表现形式；人在经受、领略痛苦的同时，也在经受和领略生命的存在，这是可以成为参透人生的一门哲学课。

    谁没有痛苦？谁没有挫折？面对痛苦，面临挫折，我们不必沮丧，不必沉沦。痛苦与挫折，只是人生的一个低谷。然而，低谷自有低谷的风景。低谷是所有生命不可回避的一段旅程，是通向巅峰的起点与驿站。凡志在巅峰者必先从低谷起步。

    在低谷，生命更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因为一切虚浮的光环终于散去，剩下的是一种冷峻而赤裸的现实，一切都得靠自己。靠自己，就是要靠精神的支撑。低谷之时，生命不被注目，往往最接近于自然状态，但处于自然状态的生命又往往是最富于创造性的。只是，生命的创造性源于生命的乐命与达观——乐观是幼稚，悲观又何必，面对现实，才叫达观。抗命不可能，顺命太轻薄，遵命得认真。唯有乐命，最是自由自在。难怪，侯宝林晚年得了胃癌，胃被全部切除，手术后亲朋好友去看望他，他却笑着说：“这下可好了。我把胃部割掉了，看胃癌往哪里长。”侯宝林长寿并晚年依然在舞台上说相声的秘诀，还不就是因为他拥有一颗健康的心，面对疾病痛苦，始终都能保持乐观的心态吗？

    忍让，有时也是一种“精神疗法”。要知道，时时处处不示弱的人能得一时之利，但有时难以成为最终的成功者。倒是有些人，凡事忍让，不逞能，不占先，心境平和宽容，能抛却私心杂念，不受外人干扰，做事持之以恒。他们即便遇到打击，也不会万念俱灰，因为心境平和，所以能处之泰然。这种人跑得不快，但能坚持到终点。马寅初在望八之年遭受重厄，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和喧闹的政坛，躲进自己在京城东总布胡同的小院。“大江静扰浪，扁舟独且征。”阻纷扰于红尘之外，而不阻浩气于千秋之外。结局，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赢得世人惊叹。

    有的人，怕很少痛苦，也很少挫折，多的只是烦恼，因为烦恼缠身，故而精神萎靡，其实不必。台湾著名专栏作家吴淡如曾说，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烦恼中，有40%属于杞人忧天，那些事根本不会发生；30%是为怎么烦恼也没有用的既定事实；另12%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幻象；还有10%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是说，我们的脑袋有92%的都是自寻烦恼，活该你烦恼。只有8%的烦恼勉强有些正面意义。看了这些数据，你要不要删除你92%的烦恼呢？

[分享]李家同 ：穷人的遗嘱李家同
 
 我做律师已经快三十年了，当然常要处理遗产的事，通常需要律师处理遗产的人，多半是有钱的人，可是我曾经处理一个案件，写遗嘱的人却是一个没有多少遗产的神父。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一位在南投县乡下的年轻神父写信给我，他说，他们那里的老神父病重，需要一位律师去见证他的遗嘱，我信天主教，他们请我去，当然希望我能免费服务。
 
 身为天主教徒，我觉得这件事义不容辞，立刻就去了。老神父虽然病重，却不愿住院，住在教堂里。我去的时候，他很清醒，但非常虚弱，已经不能说话，遗嘱大概是他口述以后，别人写的。
 
 这一份遗嘱的主要内容都是对那位新的年轻神父写的，老神父在遗嘱中叮嘱新神父好多事情，比方说，有一位教友最近失业了，情绪很不稳定，老神父请新神父一定要去帮助他找一份工作；某某人酗酒，老神父叮嘱新神父帮助他戒酒；某某国中学生不想念书，成天混，老神父希望新神父好好地管教这个小孩子；某某年轻人在台中打工，有参加帮派的可能，老神父请新神父务必要使这位年轻人不至误入歧途。我记得大概有七个案例，老神父一再叮嘱新神父一定要认真照顾他们。
 
 遗嘱的最后一句话“我的财产全部遗给张神父”，张神父就是那位新来的年轻神父。
 
 我将遗嘱念了一遍，问老神父是不是的确写了这份遗嘱，老神父点了点头，他已经无法签字了，我们拉着他的手指画了押，如此就完成了手续。
 
 几天以后，张神父告诉我，老神父过世了，我告诉他遗嘱已经开始生效。我当时好奇，问他究竟老神父有多少财产。新神父告诉我说，他们发现他遗有现款二百元新台币，还有一些旧衣物和书，即使在二十年前，二百元实在不算什么，老神父显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穷人，新神父从老神父那里好像没有得到任何遗产。
 
 我每年都会收到张神父的一份报告书，说明他如何处理那七个案子，看来他处理得不错，也都有好结果。四年以后，我告诉他，他已经照神父的遗嘱做了，以后不需要再送报告过来了，这个案子就此结束。
 
 二十年过去了，我的秘书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这个案件，也勾起了我再度去南投乡下的想法，我设法联络上那位当时年轻的张神父，他仍在那里，我说我想去看他，他十分地表示欢迎。
 
 二十年前，我就觉得乡下这里好舒服，空气新鲜，风景好，又没有交通拥挤，现在这种好感更加强烈了，当时的年轻神父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他一方面招呼我坐下，一方面仍在应付许多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小村落的每个人都是他要照顾的，他和我谈话不到几分钟，就会有人来找他。
 
 我们谈了一阵子，我决定问张神父一个问题，以解我的心头疑问。我问他那位老神父明明知道他只有二百元新台币，为什么要在遗嘱中说他要将财产遗给他？张神父说他当时也不懂，他以为老神父老来糊涂了。可是几年以后，他终于懂了。他说他当时才从美国念完硕士回国，他毕业于美国的明星大学，硕士学位是生物化学，总以为自己会被派到大学去辅导大学生，没有想到被派到山间的乡下，他说这里的教友根本对他的学问毫无兴趣，他因此有些不安，也有点失望。
 
 可是他规规矩矩地照老神父的遗嘱做了，一旦开始，他就全心投入了关怀村民的工作，他发现有好多人需要他的帮助，他也就成天帮助他们。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拥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心灵上的平安，而他知道，如果他没有爱人，他是不会有这种平安的。
 
 老神父当年叮嘱他爱人，然后说将财产遗给他，老神父的财产就是心灵上的平安，心灵上的平安不是白白地能得到的，只有真心爱人的人，才能拥有它，老神父的意思是：“年轻神父，你如能真正的爱人，就能得到心灵上的平安。”
 
 神父告诉我，他仍和他的老同学、老朋友有联络。他们也都常常来看他，和他们比起来，他的确看上去一无所有，但是他所感到的平安，却不是他那些同学所能享受的。
 
 我们天主教徒，个个想得平安，但真正心中有平安的人是很少的，为什么？无非是因为我们没有抓到秘诀，我们应该知道，平安绝非白白地能够得到的，没有爱人是不能享受这份珍贵宝物的。
 
 我开车回台北的时候，决定要将那份遗嘱好好地保存起来，因为它所牵涉到的是一份无比巨大的财产，最重要的是：写遗嘱的人过世的时候，一无所有，是个道道地地的穷人。

父亲的背影
 
(2006年2月红版《知音文摘》  文/矫友田）

那一年春天，我通过一位朋友的引荐，来到省城一家电脑售后服务公司工作。当时，老家还没有安装电话，平对与父母联系只能靠写信。在中秋节前夕，我写信告诉父母要赶回家过节。结果，公司却安排我和另外几名同事加班，回家的计划只能泡汤了。将近半年没有回家，母亲有些不安，多次催促父亲到省城探望我。经不住母亲的唠叨，父亲便写信告诉我，他准备来省城一趟。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父亲了，我也非常想念他，另外可以趁这个机会陪父亲在省城一些景点转一转。于是，我就回信将所在公司地址和电话告诉了父亲，让他下车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到车站接他。

这是父亲第一次出远门，谁知他刚一下火车，就迷失了方向。父亲走进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店，准备给我打个电话。他蹲下身子打开提包，才发现自己的提包在车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调换了。包里除了几卷废报纸，就是一包用塑料袋装的沙子。

父亲顿时傻了眼，因为包里除了500块钱路费和换洗的衣物之外，还有一本记着我所在公司的地址和电话的簿子。父亲捶胸顿足一阵之后，便沿着一条大街朝前走。他一边走，一边打听身边的路人：“你们认不认识矫友田？他在一家叫什么电脑的厂子里工作……”

那些路人都诧异地摇摇头，有的甚至认为他的精神有问题。在这么一座大城市里，找人哪有像他这样找的啊？天渐渐黑了下来，父亲走得脚板生疼，嘴唇也裂开了口子。他在一个垃圾桶里捡了两个喝剩下的矿泉水瓶子，然后将里面的剩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父亲在一家超市门口的椅子上将就了一宿。第二天，父亲便继续找我。已经连续几顿没有吃东西，父亲每走一步都能听到不争气的肚子在“咕噜、咕噜”地叫着。此时，从街旁酒店里飘出的莱香，钻入父亲的鼻孔里，浑身便爬满了馋虫，愈加饥饿难耐。父亲咂巴咂巴干裂的嘴唇，咽下几口唾液；又勒了勒裤带，骂了一句：“这个混小子，可把俺给害惨了……”

到中午的时候，父亲已经筋疲力尽。他无助地坐在一个站牌下面办法。这时候，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两人便聊了起来。

孰料，那个中年男子跟父亲竟然是老乡，他也是在去年才来到这座城市打工的。那个中年男子热情地将父亲带进旁边一家饭店吃饭，并应承帮助父亲找我。父亲感激万分。

他们点了6个菜，还有两盘炸油饼，外加几瓶啤酒。父亲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见此情形，那男子又让服务员上了两盘小馒头。三瓶啤酒落肚之后，那中年男子一边打着饱嗝，一边用牙签剔牙，然后起身去结账。

父亲将盘里剩下的几个小馒头偷偷掖进衣兜里，然后等那位老乡回来。可是一直等了一个小时，那位老乡也没有回来。父亲抹了抹嘴巴，起身往外走。他心里很有些过意不去。然而，父亲刚走出几步，便被两个服务员拦住了。

父亲便与那两个服务员争执起来。

这时候，饭店老板走过来，勉强地笑道：“你俩刚才吃饭花销是180元，刚才你请的那个同伴还从前台要了两盒烟，共计256元——”

父亲傻眼了，赶紧辩解说：“俺跟那人是刚刚在街上认识的，是他请俺吃饭，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饭店老板顿时火冒三丈，大声骂起来：“你这吃白食的老骨头，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

父亲恍然醒悟过来，刚才是被那个男子骗了。父亲被这一连串的霉运击蒙了。最后他只有恳求道：“现在俺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要是你们相信俺，等俺找到儿子就把钱还上。”

老板追问我的联系方式。可是，父亲对我的住址和电话一点都没有印象。如果能记得，他也就不会落到这般光景了。

老板指挥服务员，将他架了出去，反背手绑在路旁一根电线杆上。饭店老板仍不解气，端出一碗肉丝面泼在父亲身上。

有些行人看不过去，便拔打了110，同时赶来的还有两名报社记者。他们质问饭店老板为何这样对人。

饭店老板仍余怒未消地说：“这老东西吃白食！吃白食就要受惩罚！”

记者举起相机给父亲拍照，父亲赶紧摇头说：“别，你们从身后拍——”

第二天，那张照片便刊登在本市的晚报上，同时也将父亲遭遇扒手和骗子的经历登了出来，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记者将我的名字登在报纸上。

而那天下午，我正在为父亲的迟到担心。当我心烦意乱地翻看当日晚报的时候，蓦然看到了那一张图片，我发现那个老人的背影像极了父亲。我顾不得多想，匆匆赶到报社。果然是父亲。

见了我，父亲低着头，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他羞愧地问：“你怎么知道相片上那人是俺呢？”

我眼睛里涩涩的，说：“你上次来信告诉我动身的时间，两天前就应该到了，我一直担心你会出什么意外。今天从报纸上看到这张相片，那熟悉的背影，让我感觉到上面的人就是你。你为什么不让记者把我的名字一起登出来呢？”

父亲肃然地说：“俺不想让人家知道你有个吃白食的父亲。”

我的眼泪顿时涌了出来，把那份报纸再一次打开。此时，我只想大声质问那些人：“你们为什么不看一看这双手？这是一双吃白食的手吗？！”

相片上面，父亲那被绳索反绑的双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每—根指头都像小棒槌似的……

（古竟齐摘自《心灵世界》2005年第12期）

10多前，我在一所民族学院读书。班上除了少数几个汉族学生外，大部分同学都是少数民族，来自偏远贫困的山区。也许是家乡偏僻的缘故，他几乎很少和家人通电话，信件来往倒是很常见。

   做为一名班长，我的一项工作就是每天午休前站在讲台上发信。我留意过。“多吉”这个名字从我口中吐出的次数最多。每周必有。多吉是布依族，来自贵州黔南自治州。那些信正是从黔南寄出来的，估计就是家书了。

   那一日，我又在讲台上分发信件，多吉听到名字后喜滋滋地上讲台来取信。大概是信封过沿破损了。我的手刚抬起，里面的信“飘”了出来------竟是一片树叶，只见那片树叶在空中翻转几个来回，缓缓地落到了地面上。

   大家惊异地看着多吉，他的脸腾一下地红了。

   “……我爹不在了，只有娘，但她是个瞎子。我家就我一个儿子，娘很想我，我也想娘，我用勤工俭学的钱，给她准备了上百个写好地址的空白信封。我对娘说，如果她平安，就寄一片桉树叶给我。我收到信后，又将桉树叶寄回去，但不是一片，而是两片。干枯的桉树叶在水中浸泡湿润后，两片合在一起，娘就能吹出很清脆的声音。我娘说，那样的话，她就知道我平安了。她不定期说，桉树叶发出的声音像我呼喊她的声音……”

   时间教室里寂静无比。我听到几个小女生抽起了鼻子。

   那天，我第一次真切理解了这个词语------大爱无言。

------湟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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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作者：梁晓声          淫雨在户外哭泣，瘦叶在窗前瑟缩。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我觉得那是一种凝视。    我多想像一个山东汉子，当面叫母亲一声“娘”。    “娘，你作啥不吃饭？”    “娘，你咋的又不舒坦？”    荣城地区一个靠海边的小小村庄的山东汉子们，该是这样跟他们的老母亲说话的么？我常遗憾它之对于我只不过是“籍贯”，如同一个人的影子当然是应该有而没有其实也没什么。我无法感知父亲对那个小小村庄深厚的感情。因为我出生在哈尔滨市长大在哈尔滨市。遇到北方人我才认为是遇到了家乡人。我大概是历史上最年轻的“闯关东”者的后代——当年在一批批被灾荒从胶东大地向北方驱赶的移民中，有个年仅12岁的孓孓一身衣衫褴褛的少年，后来他成了我的父亲。    “你一定要回咱家去一道！那可是你的根土！”    父亲每每严肃地对我说，“咱”说成“砸”，我听出了很自豪的意味儿。    我不知我该不该也同样感到一点儿自豪，因为据我所知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名山和古迹，也不曾出过一位什么差不多可以算作名人的人。然而我还是极想去一次。因为它靠海。    可母亲的老家又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呢？    母亲从来也没对我说过希望我或者希望她自己能回一次老家的话。    她的母亲是吉林人么？我不敢断定。仿佛是的。母亲是出生在一个叫“孟家岗”的地方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也许母亲出生在佳本斯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吧？父亲和母亲当年共同生活过的一个地方？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讲她的往事--兄弟姐妹众多，七个，或者八个。一年农村闹天花，只活下了三个--母亲、大舅和老舅。    “都以为你大舅活不成了，可他活过来了。他睁开眼，左瞧瞧，右瞧瞧，见我在他身边，就问：‘姐，小石头呢？小石头呢？’我告诉他：‘小石头死啦！’‘三丫呢？三丫呢？三丫也死了么？’我又告诉他：‘三丫也死啦！二妹也死啦！憨子也死啦！’他就哇哇大哭，哭得憋过气去……”    母亲讲时，眼泪扑籁籁地落，落在手背上，落在衣襟上，也不拭，也不抬头。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缝补我的或弟弟妹妹们的破衣服。    “第二年又闹胡子，你姥爷把骡子牵走藏了起来，被胡子们吊在树上，麻绳沾水抽……你姥爷死也不说出骡子在哪儿，你姥姥把我和大舅一块堆搂在怀里，用手紧捂住我们嘴，躲在一口干井里，听你姥爷被折磨得呼天喊地。你姥姥不敢爬上干井去说骡子在哪儿，胡子见了女人没有放过的。后来胡子烧了我们家，骡子保住了，你姥爷死了……”    与其说母亲是在讲给我们几个孩子听，莫如说更是在自言自语，更是一种回忆的特殊方式。    这些烙在我头脑里的记忆碎片，就是我对母亲的身世的全部了解。加上“孟家岗”那个不明确的地方。    母亲她在没有成为我的母亲之前拴在贫困生活中多灾多难的命运就是如此。    后来她的命运与父亲拴在一起仍是和贫困拴在一起。    后来她成了我的母亲又将我和我的兄弟妹妹拴在了贫困上。    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最大的责任……    我对人的同情心最初正是以对母亲的同情形成的。我不抱怨我扒过树皮捡过煤核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我曾是分担着贫困对母亲的压迫。并且生活亦给予了我厚重的馈赠--它教导我尊敬母亲及一切以坚忍捧抱住艰辛的生活，绝不因茹苦而撒手的女人……    在这一个淫雨不潇潇的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    隔窗有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    那一年我的家被“围困”在城市里的“孤岛”上--四周全是两米深的地基壑壕、拆迁废墟和建筑备料。几乎一条街的住户都搬走了，唯独我家还无处可搬。因为我家租住的是私人房产--房东欲握机向建筑部门勒索一大笔钱，而建筑部门认为那是无理取闹。结果直接受害的是我一家。正如我在小说《黑钮扣》中写的那样，我们一家成了城市中的“鲁宾逊”。    小姨回到农村去了。在那座二百余万人口的城市，除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无亲人。而母亲的亲人即是她的几个小儿女。母亲为了微薄的工资在铁路工厂做临时工，出卖一个底层女人的廉价的体力。翻砂--那是男人干的很累很危险的重活。临时工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全凭自己在劳动中格外当心。稍有不慎，使会被铁水烫伤或被铸件砸伤压伤。母亲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带着轻伤回家的，母亲的衣服被迸溅的铁水烧了片片的洞。    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共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舍不得花五分钱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七点半左右，吃过晚饭，往往九点来钟，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20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40支光的灯泡。而对于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夜，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地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响的缝纫机。或见灯虽着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清晨，在我们横七竖八陈列一床酣然梦中的时候，母亲已不吃早饭，带上半饭盒生高粱米或生大饼子，悄没声息地离开家，迎着风或者冒着雨，像一个习惯了独来独往的孤单旅者似的“翻山越岭”，跋出连条小路都没给留的“围困”地带去上班。还有不少日子，母亲加班，则我们一连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见不着母亲的面儿。只知母亲昨夜是回来了，今晨是刚走了。要不灯怎么挪地方了呢？要不锅内的高粱米粥又是谁替我们煮上的呢？    才三岁多的小妹她想妈，哭闹着要妈。她以为妈没了，永远再也见不到妈了。我就安慰她，向她保证晚上准能见到妈，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我与困盹抵抗，坚持不睡。至夜，母亲方归。精疲力竭，一心只想立刻放倒身体的样子。    我告诉母亲小妹想她。    “嗯，嗯……”母亲倦得闭着眼睛脱衣服，一边说：“我知道，知道的。别跟妈妈说话了，妈困死了……”    活没说完，搂着小妹便睡了。    第二天，小妹醒来又哭闹着要妈。    我说：“妈妈是搂着你玫的！不信？你看这是什么？……”    枕上深深的头印中，安歇着几茎母亲灰白的落发。    我用两根手指捏起来给小妹看：“这不是妈妈的头发么？除了妈妈的头发，咱家谁的头发这么长？”    小妹亦用两根手指将母亲的落发从我手中捏过去，神态异样地细瞧；接着放下在母亲留于枕上的深深的被汗渍所染的头印中，趴在枕旁，守着。好似守着的是母亲……    最堪怜是中秋、国庆，新年、春节前夕的母亲。母亲每日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五个孩子都要新衣穿，没有，也没钱买。母亲便夜夜地洗、缝、补、浆。若是冬季里，洗了上半夜搭到外边去冻着，下半在取回屋里，烘烤在烟筒上。母余不敢睡，怕焦了着了。母亲是太刚强的女人，她希望我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没条件穿件新衣服，也要从里到外穿得干干净净。尽管是打了补丁的衣服，还想方设法美化我们的家。    家像地窖，像窝，像上丘之间的窝。土地，四壁落土，顶棚落上。它使不论多么神通广大的女人为它而做的种种努力，都在几天内变不往劳。    母亲却常说：“蜜蜂蚂蚁还知道清理窝呢，何况人！”    母亲拼将她那毫无剩余可谈的精力，也非要使我们的家在短短几天的节日里多少有点象样不可。    “说不定会有什么人来！”    母亲心怀这等美好的愿望，颇喜悦地劳碌着。    然而没有个谁来。    没有个谁来母亲也并不党得扫兴和失望。    生活没能将母亲变成个懊丧的怨天怨地的女人。    母亲分明是用她的心锲而不舍地衔着一个乐观。那乐观究竟根据什么？当年的我无从知道，如今的我似乎知道了，从母亲黩黩地望着我们时目光中那含蓄的欣慰。她生育了我们，她就要把我们抚养成人。她从未怀疑她不能够。母亲那乐观当年所根据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吧？唯一的始终不渝的信念。    我们依赖于母亲而活着。像蒜苗之依赖于一棵蒜。当我们到了被别人估价的时候，母亲她已被我们吸收空了。没有财富和知识。母亲是位一无所有的母亲。她奉献的是满腔满怀仁温不冷的心血供我们吮咂！母亲啊，娘！我的老妈妈！我无法宽恕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进、体恤您。    是的，我当年竟是那么不知心疼和体恤母亲。我以为母亲就应该是那样任劳任怨的。我以为母亲天生成就是那样一个劳碌不停而又不觉累的女人。我以为母亲是累不垮的。其实母亲累垮过多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几回回母亲瘫软在床上，暗暗恐惧于死神找到她的头上了。但第二天她总会连她自己也不可思议地挣扎了起来，又去上班……    她常对我们说：“妈不会累得，这是你们的福分。”    我们不觉得福分，却相信母亲累不垮。    在北大荒，我吃过大马哈鱼。肉呈粉红色，肥厚，香。鸟苏里江或黑龙江的当地人，习惯用大马哈鱼肉包饺子视为待客的佳肴。    前不久我从电视中又看到大马哈鱼：母鱼产子，小鱼孵出。想不到它们竟是靠惯使它们的母亲而长大的。母鱼痛楚地翻滚着，扭动着，瞪大它的眼睛，张开它的嘴和它的腮，搅得水中一片红。却并不逃去，直至奄奄一息，直至狼藉成骸……    我的心当时受到了极强烈的刺激。    我瞬忽间联想到长大成人的我自己和我的母亲。    联想到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一切曾在贫困之中和仍在贫困之中坚忍顽强地抚养子女的母亲们。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最出色的品德可能乃是坚忍。除了她们自己的坚忍，她们无可傍靠。然而她们也许是最对得起她们儿女的母亲！因为她们奉献的是她们自己。想一想那种类乎本能的奉献真令我心酸。而在她们的生命之后不乏好男儿，这是人类最最持久的美好啊！    我又联想到另一件事：小时候母亲曾买了十几个鸡蛋，叮嘱我们千万不要碰碎，说那是用来孵小鸡的。小鸡长大了，若有几只母鸡，就能经常吃到鸡蛋了。母亲满怀信心，双手一闲着，就拿起个鸡蛋，握着，捂着，轻轻摩挲着。我不信那样鸡蛋里就会产生一个生命。有天母亲拿着一个鸡蛋，走到灯前，将鸡蛋贴近了灯对我说：“孩子，你看！鸡蛋里不是有东西在动么？”    我看到了，半透明的鸡蛋中，隐隐地确实有什么在动。    母亲那只手也变成了红色的。    那是血色呀！    血仿佛要从母亲的指缝滴滴下来！……    “妈妈，快扔掉！”    我扑向母亲，夺下了那个蛋，摔碎在地上--蛋液里，一个不成形的丑陋的生命在蠕动。我用脚去踩，踏。不是宣泄残忍，而是源自恐惧。我觉得那不成形的丑陋的一个生命，必是由于通过母亲的双手他吸了母亲的血才变出来的！我抬起头望母亲，母亲脸色那么苍白，我内心里充满了恐惧，愈加相信我想的是对的。我不要母亲的心血被吸干！不管是哪一个被我踩死了踏死了无形的丑陋的生命，还是万恶的贫困！因为我太知道了，倘我们富有，即使生活在腐朽的棺材里，也会有人高兴来做客，无论是节日抑或寻常的日子。并且随身带来种种礼物……    “不，不！”我哭了。    我嚷：“我不吃鸡蛋了！不吃了！妈妈，我怕……”    母亲怒道：“你这孩子真罪孽！你害死了一条小性命！你怕什么？”    我说：“妈妈我是怕你死……它吸你的血……”    母亲低头瞧着我，怔了一刻，默默地把我搂在怀里。搂得很紧……    小鸡终于全孵出来了，一个个黄绒似的，活泼可爱。它们渐渐长大，其中有三只母鸡。以后每隔几日，我们便可吃到鸡蛋了。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吃，对那些鸡我却有着种特殊的情感，视它们为通人性的东酉，觉得它们有着一种血缘般的关系……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共和国也处在同样艰难时间。国营商店只卖一种肉--“人造肉”，淘米泔水经过沉淀之后做的。粮食是珍品，淘米泔水自然有限。“人造肉”每户每月只能按购货本买到一斤。后来“人造自”加工收集不到足够生产的淘米泔水，“人造肉”便难以买到了。用如今的话说，是“抢手货”。想买到得“走后门儿”。    中央广播电台在“为人民服务”节目中，热情宜传河沟里的一层什么绿也是可以吃的，那叫“小球藻”。且合有丰富的这个素那个素，营养价值极高……    母亲下班更晚了。但每天带回一兜半兜榆钱儿。我惊奇于母亲居然能爬到树上去撸榆钱儿。然而那就是她在厂里爬上一些高高的大榆钱树撸的。    “有‘洋拉子’么？”    我们洗时，母亲总要这么问一句。    我们每次都发现有。    我们每次都回答说没有。    我们知道母亲像许多女人一样，并不胆小，却极怕叮上的‘洋拉子”那类毛虫。    榆钱儿当年对我们是佳果。我们只想到母亲可别由于害怕‘洋拉子’就不敢给我们再撸榆钱儿了。如果月初，家中有粮，母亲就在榆钱儿中拌点豆面，和了盐，蒸给我们吃。好吃。如果没有豆面，母亲就做榆钱儿汤给我们喝。不但放盐，还放油。好喝。    有天母亲被工友搀了回来--母亲在树上撸榆钱儿时，忽见自己遍身爬满“洋拉子”，惊掉下来……    我对母亲说：“妈，以后我跟你到厂里去吧。我比你能爬树，我不怕‘洋拉子’……”    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儿啊，厂里不许小孩进。”    第二天，我还是执拗地跟母亲去上班了。无论母亲说什么，把门的始终摇头，坚决不许我进厂。    我只好站在厂门外，眼睁睁瞧着母亲一人往厂里走。不回家，我想母亲就绝不会将我丢在厂外的。不一会儿，我听到母亲在低声叫我。见母亲已在高墙外了，向我招手。我趁把门的不注意我，沿墙溜过去，母亲赶紧扯着我的手跑，好大的厂，好高的墙。跑了一阵，跑至一个墙洞口，工厂从那里向外排污水，一会儿排一阵，一会儿排一阵。在间隔的当儿，我和母亲先后钻入到了厂里。面前榆林乍现，喜得我眉开眼笑。心内不禁就产生了一种自私的占有欲--都是我家的树多好！那我就首先把那个墙洞堵上，再养两条看林子的狗。当然应该是凶猛的狼狗！    母亲嘱咐我：“别到处乱走。被人盘问就讲是你自己从那个洞钻进来的。千万别讲出妈妈。要不妈妈该挨批评了！走时，可还要钻那个洞！”    母亲说完，便匆匆离开了。    我撸了满满一粮袋榆钱儿，从那个洞钻出去，扛在肩上，心内乐滋滋地往家走。不时从粮袋中抓一把榆钱儿，边走边吃。    结果我身后跟随了一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馋涎欲滴地瞅着我咀嚼的嘴。    “给点儿！”    “给点儿吧！”    “不给，告诉我们在哪儿的树上撸的也行！”    我不吭声，快快地走。    “再不给就抢了啊！”    我跑。    “抢！”    “不抢白不论！”    他们追上我，推倒我。抢……    我从地上爬起时，“强盗”们已四处逃散，连粮袋儿也抢去了。    我怔怔地站着，地上一片踏烂的绿。    我怀着愤恨走了。    回头看，一年老妪在那儿捡……    母亲下班后，我向母亲哭过自己的遭遇，凄凄惨惨戚戚。    母亲听得认真。凡此种种，母亲总先默默听，不打断我的话，耐心而伶悯的样子。直至她的儿女们觉得没什么补充的了，母亲才平静地作出她的结论。    母亲淡淡地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还那么小气，他们还不抢你么？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享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母亲往往像一位大法官，或者调解员，安抚着劝慰着小小的我们与社会的血气方刚的冲突，从不长篇大论一套套的训导。一向三言两语，说得明明白白，是非曲直，尽在谆谆之中。并且表现出仿佛绝对公正的样子，希望我们接受她的逻辑。    我们接受了，母亲便高兴，夸我们：好孩子。    而母亲的逻辑是善良的逻辑，包含有一个似无争亦似无奈的“忍”宇。    仅仅为使母亲高兴，我们也唯有点头而已。    可能自幼已得太多了罢？后来于我的性格申，遗憾地生出了不屈不忍的逆反。如今39岁的我，与人与事较量颇多，不说伤疤累累，亦是擦伤遍体。每每咀嚼母亲过去的告诫，便厌恶自己是个犟种。忏悔既深久，每每地克己地玩味起母亲传给我的一个“忍”字。或反之逆反，或曰“二律背反”也未尝不可。却又常于“克己复礼”之后而疑问重重。弄不清作为一个人，那究竟好呢还是不好？……    一场雨后，榆钱儿变成了榆树叶。    榆树叶也能做“小豆腐”。做榆树叶汤。滑滑溜溜的，仿佛汤里加了粉面子。    然而母亲厂里的食堂将那片杨树林严密地看管起来了，榆树叶成了工人叔叔和阿姨的佐餐之物。    别了，喧腾腾的“小豆腐”……    别了，绿汪汪的“滑溜溜”……    别了，整个儿那一片使我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并幻想伺以狼大严守的榆树林……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可做“小豆腐”可做“滑溜溜”的榆树叶儿“共产”起来，原本也是清理之中的事儿。倒是我那占为己有的阴暗的心思，于当年论道起来，很有点儿自发的资产阶级利己思想的意味儿。    不过我当年既未仟梅，也未诅咒过。    母亲依然的有东西带口给我们，鼓鼓的一小布包--扎成束的狗尾巴草。    狗尾巴草不能做“小豆腐”吃。    不能做“滑溜溜”喝。    却能编毛茸茸的小狗、小猫、小兔、小驴、小骆驼……    母亲总有东西带回给每日里眼巴巴地盼望她下班的孤苦伶仃的孩子们。    母亲不带口点什么，似乎就觉得很对不起我们。    不论何种东西，可代食的也罢，不可代食的也罢。希奇的也罢，不希奇的也罢，从母亲那破旧的小布包抖落出来，似乎便都成了好东西。哪怕在别的孩子们看来是些不屑一顾的东西。重要的仅仅在于，我们感受到母亲的心里对我们怀着怎样的一片慈爱。那乃是艰难岁月里绝无仅有的营养供给高贵的“代副食”啊！    母亲是深知这一点的。    某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被一辆停在商店门口的马车所吸引。瘦马在阴凉里一动不动，仿佛处于思考状态的一位哲学家。老板子躺在马车上睡觉，而他头下枕的，竟是豆饼。    四分之一块啊！    我同学中有一个是区长的儿子，有次他将一个大包子分给我和几个同学吃，香得我们吃完了直咂嘴巴。    “这包子是啥馅的？”    “豆饼！”    “豆饼？你们家从哪儿用的豆饼？”    “他爸是区长嘛！”    我们不吭声了。    豆饼是艰难岁月里一位区长的特权。    就是豆饼……    我绕着那辆马车转了一圈儿，又转一圈儿，猜测那老板子真是睡着了，就动手去抽那块豆饼。    老板子并未睡着。    40来岁的农村汉子微微睁开眼瞅我，我也瞅他。    他说：“走开。”    我说：“走就走。”    偷不成，只有抢了！    猛地从他头下抽出了那四分之一块豆饼，吓得他的头在车板上咚地一响。    他又睁开了民，瞅着我发愣。    我也看着他发愣。    “你……”    我撒腿便跑，抱着那四分之一块豆饼，沉甸甸的。    “豆饼！我豆饼！站住！……”    懵怔中的老板子待我跑开了挺远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边喊边追我。    我跑得更快，像只袋鼠似的，在包围着我的家的复杂地形中跳窜，自以为甩掉了迫赶着的尾巴，紧紧张张地撞人家门。    母亲愕问：“怎么回事？哪儿来的豆饼？”    我着急慌忙，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妈快把豆饼藏起来……他追我！……”却仍紧紧抱着豆饼，蹲在地上喘作一团。    “谁追你？”    “一个……车老板……”    “为什么追你？”    “妇你就别问了！……”    母亲不问了，走到了外面。    我自己将豆饼藏到箱子里，想想，也往外跑。    “往哪儿跑？”    母亲喝住了我。    “躲那儿！”    我朝沙堆后一指。    “别躲！站这儿。”    “妇！不躲不行！他追来了，问你，你就说根本没见到一个小孩子！他还能咋的？……”    “你敢躲起来！”母亲变得异常严厉：“我怎么说，用不着你教我！”    只见那持鞭的老板，汹汹地出现，东张西望一阵，向我家这儿跑来他跑到我和母亲跟前，首先将我上下打量了足有半分钟。因我站在母亲身旁，竟有些不敢贸然断定就是我夺了他的豆饼，手中的鞭子不由背到了身后去。    “这位大姐，见一个孩子往这边跑了么？抱着不小一块豆饼……”    我说；“没有没有！我们连个人影也没看见！”    “怪了，明明是往这边跑的么！”他自言自语地嘟哝：“我挺大个老爷们，倒被这个孩子明抢明夺了，真是跟谁讲谁都不相信……”    他悻悻地转身欲走。    “你别走。”不料母亲叫住他，说：“你追的就是我儿子。”    他瞪着我，复瞪着母亲，似欲发作，但克制着，几乎是有几分低声下气地说：“大姐你千万别误会，我可不是想怎么你的儿子！鞭子……是顺手一操……还我吧，那是我今明两天的粮啊……”一副农村人在城里人面前明智的自卑模样。    母亲又对我说：“听到了么？还给人家！”    我快快地回到屋里，从粮柜内搬出那块豆饼，不情愿地走出来，走到老板子跟前，双手捧着还他。    他将鞭杆往后腰带斜着一插，也用双手接过，瞧着，仿佛要看出是不是小了。    母亲羞愧他说：“我教子不严，让你见笑了啊！你心里的火，也该发一发。或打或骂，这孩子随你处置！……”    “老大姐，言重了！言重了！我不是得理不让人的人，算了算了，这年头，好孩子也饿慌了！……”    他反而显得难为情起来。    “还不鞠个躬，认个错！”    在母亲严厉目光的威逼之下，我被人按着脑袋似的，向那车老板鞠了个草草的躬。    我家的斧头，给一截劈柴夹着，就在门口。    车老板一言不发，拔下斧头，将豆饼垫在我家门槛上，嘿嘿几下，砍得豆饼碎屑纷落，砍为两半。    他一手拿起一半，双手同时地掂了掂，递给母亲一半，慷慨地说：“大姐，这一半儿你收下！”    “那怎么行，是你的于粮啊！”    母亲婉拒。老板子硬给，母亲婉拒不过，只好收了，进屋去，拿出两个窝窝头和一个咸菜疙瘩给那车老板。又轮到那车老板拒而不收，最后呢？见母亲一片真心实意，终于收了。从头上抹下单帽，连豆饼一块儿兜着，连说：“真是的，真是的，倒反过来占了你们个大便宜，怪不像话的！……”    他在围困着我们家的地基壕壑、沙堆、废墟和石料场之间择路而去，插在后腰带上的长杆儿鞭子，似“天牛”的一条触角。    “你呀，今天好好想想吧！”    直至吃晚饭前，母亲只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理踩我。也不吩咐我干什么活儿。而这是比打我骂我，更使我悲伤的。    端起饭碗时，我低了头，嚅嗫地说：“妈，我错了……”    “抬头。”    我罪人一般抬起头，不敢迎视母亲的目光。    “看着妈。”    母亲脸上，庄严多于谴责。    “你们都记住，讨饭的人可怜，但不可耻。走投无路的时候，低三下四也没什么。偷和抢，就让人恨了！别人多么恨你们，妈就多么恨你们！除了这一层脸面，妈再任什么尊贵都没有！你们谁想丢尽妈的脸，就去偷，就去抢……”    母亲落泪了。    我们都哭了……    夏天和秋天扯着手过去了。冬天咄咄地来了。我爱过冬天，大雪使我家周围的一切肮脏都变得洁白一片了。我怕过冬天，寒冷使我家孤零零的低矮的小破屋变成了冰窖。    那一年冬天我们有了一个伴儿--条小狗。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发现了它，被大雪埋住，只从雪中露出双耳。它绊了我一交。我以为是条死狗，用脚拨开雪才看出它还活看。快冻僵了。它引起了我的怜悯。于是它有了一个家。我们有了一个伴儿。一条漂亮的小狗，白色、黑花、波兰奶牛似的。脖子上套着皮圈儿。皮圈儿上缀着一个小铜牌儿。小铜牌儿上压色出个”3”。它站立不稳，常趴着。走起来踉踉跄跄。前足抬得高高的，不顾一切地一踏，于是下巴也狠狠触地。幸亏下巴触地，否则便一头栽倒了。喂它米汤喝，竟不能好好喝。嘴在破盆四周乱点一通，五六遭方能喝到一口米汤。起初我以为它是只瞎狗，试它眼睛，却不瞎。而那双怯怯的狗眼，流露着无限的人性，哀哀地乞怜着。我便怀疑它不过是被冻的。它漂亮而笨拙，如同一个患羊癫疯的漂亮的小女孩，它那双褐色的狗眼，不但是通人性的，且仿佛是充分女性的。我并未因其笨拙而前生厌恶。弟弟妹妹们也是。    我们那么需要一个小朋友。    而它可以被当成一个小朋友。    就是这样。    母亲下班回到家里，呆呆地瞅着那狗吃和走的古怪样子，愣了半晌，惊问：“这是什么？”    我回答：“狗。”    “扔出去！”母亲想过：“快给我扔出去！”    我说：“不！”    弟弟妹妹们也齐声嚷：“不扔！不扔！”    “都不听话啦？”母亲一把抓起了笤帚，高举着先威胁的是我：“看我挨个儿打你们！”    我赶紧护住头：“就不许我们喜欢个什么东西吗？”    弟弟妹妹们也齐声表示抗议：    “就不许我们养条喜欢的狗吗？”    “就不许我们有个捡来的伴儿吗？”    母亲吼道：“不许！”笤帚却高举着，没即刻落到我头上。    我大胆争辩：“你说过的，对人要心善！”    “可它不是人！”母亲举着的手臂放下了：“人都吃糠咽菜的年月，喂它什么？还是这么条狗！”    我说：“我那份饭分它吃。”    弟弟妹妹们也说：“还有我们！”    母亲长长叹了口气，逐个儿瞧我们，垂下了手臂。    在一中住读的哥哥那天晚上也回家了，研究地望着那条狗说：“我知道了，这是条被医院里做实验的狗，跑出来了！老师带我们到医院参观过，那些狗脖子上挂的都是这种编了号码的小铜牌儿。肯定做的是小脑实验，所以它失去平衡机能了。生物课本上讲到这一点。不养它，它死路一条……”    可怜的我们的小朋友！    母亲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因狗，还是因她的儿女们集体的发难。宽容的我们的母亲……    那一条狗，也是可以和我们在雪地上玩耍的。感谢上帝，它的大脑里的人性是没被人做过什么实验的。它那种古怪的滑稽的笨拙的动态，使我们发出一串串笑声，足以慰着我们的幼小的孤独的心灵。    雪地上留下一片片生动的足迹，我们的和狗的……    一天上午，趴在窗前朝外望的三弟突然不安地叫我：“二哥你快看！”    外面，几个大汉在指点雪地上的足迹。    他们朝我家走来。    “是想抢我们的狗吧？”    我也不安了，惶惶地将“3号”藏入破箱子内，将小妹抱到箱子盖上坐着。    高叫：“我们是打狗队的！”    大汉们在敲门了。    “我们家没养狗！”    然而他们闯入家中。    “没养狗？狗脚印一直跑到你家门口！”    “它死了。”    “死了？死了的我们也要！”    “我们留着死狗干什么？早埋了。”    “埋了？埋哪儿？领我们去挖出来看看！”    “房前屋后坑坑洼洼的，埋哪儿我们忘了。”    他们不相信，却不敢放肆搜查，这儿瞧瞧，那儿瞅瞅，大扫其兴地走了……    “他们既然是打狗队的，既然没相信你们的话，就绝不会放过它的……”    晚上，母亲为我们的“小朋友”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心。    我说：“妈，你想办法救它一命吧！”    母亲问：“你们不愿失去它？”    我和弟弟妹妹们点头。    母亲又问：“你们更不愿它死？”    我和弟弟妹妹们仍点头。    “要么，你们失去它。要么，你们将会看到打狗队的人，当着你们的面儿活活打死它。你们都说话呀！”    我们都不说话。    母亲从我们的沉默中明白了我们的选择。    母亲默默地将一个破箱子腾空，铺一些烂棉絮，放进两个掺了谷糠的窝窝头，最后抱起“3号”，放入箱内，我注意到，母亲抚摸了一下小狗。    我将一张纸贴在箱盖里面儿，歪扭扭我写的是--别害它命，它曾是我们的小朋友。    我和母亲将箱子搬出了家，拴根绳子，我们拖着破箱子在冰雪上走。月光将我和母亲的身影印在冰雪上。我和母亲的身影一直走在我们前边。不是在我们身后或在我们身旁，一会儿走在我们身后一会儿走在我们身旁的是那一轮自晃晃的大月亮。不知道为什么月亮那一个晚上始终跟随着我和我的母亲。    半路我捡了一块冰坨子放入破箱子里。我想“3号”它若渴了就舔舔冰吧！    我和母亲将破箱子遗弃在离我家很远的一个地方……    第二天是星期日。母亲难得休息一个星期日，近中午了母亲还睡得很实。我们难得有和母亲一块儿睡懒觉的时候，虽早醒了也都不起。失去了我们的“小朋友”，我们觉得起早也是个没意思。    “堵住它！别让它往那人家跑！”    “打死它！打呀！”    “用不着逮活的！给它一锨！”    男人们兴奋的声音乱喊乱叫。    “妈！妈！    “妈妈！    我们焦急万分地推醒了母亲。    母亲率领衣帽不齐的我们奔出家门，见冬季停止施工的大楼角那儿，围着一群备料工人。    母亲率领我们跑过去一看，看见了吊在脚手架上的一条狗，皮已被剥下一半儿。一个工人还正剥着。    母亲一下子转过身，将我们的头拢在一起，搂紧。并用身体挡住我们的视线。    “不是你们的狗！孩子们，别看，那不是你们的狗……”    然而我们都看清了--那是“3号”。是我们的“小朋友”。白黑杂色的漂亮的小狗，剥了皮的身躯比饥饿的我们更显得瘦。小女孩般的通人性的眼睛死不瞑目……    母亲抱起小妹，扯着我的手，我的手和两个弟弟的手扯在一起。我们和母亲匆匆往家走，不回头。不忍回头。    我们的“小朋友”的足迹在离我家不远处中断了。一滩血仿佛是个句号。    自称打狗队的那几个大汉，原来也是备料工人。    不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来到了我家里，将用报纸包着的什么东西放在桌上。    母亲狠狠地瞪他。    他低声说：“我们是饿急眼了……两条后腿……”    母亲说：“滚！”    他垂了头往外便走。    母亲喝道：“带走你拿来的东西！”    他头会得更低，转身匆匆拿起了送来的东西……    雨仍在下，似要停了，却又不停，窗前瑟缩的瘦叶是被洗得绿生生的了。偶而还闻一声寂寞的蝉吟。我知道的，今天准会有客来敲我的家门--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呢？我早已是有家之人了。弟弟妹妹们也都早是有家之人了。当年贫寒的家像一只手张开了，再也攥不到一起。母亲自然便失落了家，歇栖在她儿女们的家里。在她儿女们的家里有着她极为熟悉的东西--那就是依然的贫寒。受着居住条件的限制，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    那杨树的眼睛隔窗瞅我。愣愣地呆呆地瞅我。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神低沉的眼睛，大抵都是那样子的。冷静而漠然。    但愿谁也别来敲我的家门，但愿。    在这一个孤独的日子让我想念我的老母亲，深深地想念……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是这回事儿。真是了，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个地方哭了，那一时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1963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的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30多本小人书。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嚎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的不想活。想死。我那种可怜的样于，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坯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    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沿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种粲骛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    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    母亲说着，母亲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    “还坐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    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个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手臂接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    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    “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    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    “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他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哝道：“哟呵，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    “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沿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    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言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    “葛列高利”转身就走。    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作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并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去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二十七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中世纪奴隶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门也是。所以只能朝里开。窗玻璃脏得失去了透明度，乌玻璃一样。我不是迈进门而是跃进门去的。我没想到门里的地面比门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张踏脚的小条凳权作门里台阶。我踏翻了它，跌进门的情形如同掉进一个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    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理压抑。不足二百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那些女人们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干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滞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出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们母亲们扫视一名，和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    一个用竹篾拍竹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    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电热烤我的脸。    “妈……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看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母亲用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自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图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图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像，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15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会得给你钱的么？！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后来我有了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牤》《勇敢》《幸福》红旗谣……    我再也没因想买书而开口向母亲要过钱。    我是大人了。    我开始挣钱了--拉小套。在火车站货运场、济虹桥坡下、市郊公路上……    用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书时，你尤其会觉得你买的乃是世界上最值得花钱最好的东西。    于是我有了三十几本长篇小说。15岁的我爱书如同女人之爱美，向别人炫耀我的书是我当年最大的虚荣。    三年后几乎一切书都成了“毒草”。    学校在烧书。图书馆在烧书。一切有书的家庭在烧书。自己不烧，别人会到你家里查抄，结果还是免不了被烧，普通的人们的家庭只剩下了一个人的书，并且要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街道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执行委员会”--使命之一也是挨家挨户查抄“毒草”焚烧之。    “老梁家的，听说你们这个院儿里，顶数你们家孩子买的黑书多啦，统统交出来吧！”    面对闯入家中的人们，母亲镇定地声明：“我是文盲，不知哪些书是黑书。”    “除了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书，全是黑书，毒草。这个简单明白的革命道理文盲也是应该懂得的！”    “我儿子的书，我已经烧了，烧光了。现时我家只有那几本红宝书啦。”    母亲指给他们看。    他们怀疑。    母亲便端出一盆纸灰：“怕你们不信，所以保留着纸灰给你们验证。若从我家搜出一本黑书，你们批判我。”    “听说你儿子几十本书呐，就烧成这么一盆纸灰？”    “都保留着，十来盆呢。我不过只保留了一盆给你们看。”    母亲分外虔诚老实的样子。    他们信了。    他们走时，母亲问：“那么这一盆纸灰我也可以倒了吧？”    他们善意地说：“别倒哇！留着，好好保留着。我们信了，兴许我们今后再来查一遍的人们还不信呀。保留着是有必要的！”    纸灰是预先烧的旧报。    我的书，早已在母亲的帮助下，糊在顶棚上了。    我下乡前，撕开糊棚纸，将书从顶棚取下，放在一只箱子里，锁了，藏在床下最里头。    我将钥匙交给母亲时说：“妈，你千万别让任何人打开那箱子。”    母亲郑重地接过钥匙：“你放心下乡去吧！若是咱家失火了，我也吩咐你弟弟妹妹们抢救那箱子。”    我信任母亲。    但我离开城市时，心怀着深深的忧郁。我的书我的一个世界上了锁，并且由我的母亲像忠仆一样替我保管，我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然而谁来替我分担母亲的愁苦呢？即使是能够分担一点点？    我知道，不久三弟也是要下乡的。    接着将会轮到四弟。    那么家中只剩下挑不动水的妹妹，疯了的哥哥和我瘦小的憔悴的积劳成疾的母亲了！    我们将只能和父亲一样，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大东北和大西北遥遥地关注我们日益破败的家了……    母亲越是刚强地隐藏着愁苦，我越是深深地怜悯母亲。    上帝保佑，我的家并出失过火。却因房屋深陷地下，如同母亲挣钱的那个小厂一样，夏季里不知被雨水淹了多少次。    l979年，时隔五载，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去探家，帮助母亲从家中清除破烂东西，打床底下拖出那一只挺沉的箱子。它布满了滑溜溜的霉苔。    我问母亲：“妈，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呀？”    母亲看着，回忆着，和我一样想不起来。    “妈，把打开这镇的钥匙给我……”    “妈也记不清楚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了，你试吧！”    母亲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给我。    镇已锈死，哪一把钥匙也打不开。最后被我用砖头砸开了。    掀开箱盖，一股霉味直冲鼻腔。一箱子书成了一箱子发黄的碎纸。    碎纸中有几个粉红色的小小的生命在钻动，像刚刚被剁下来的保养得极润的女人手指。    我砰地关上了那箱子盖，并用双手使劲按住，仿佛箱子内有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    即使将世界装在那样一口箱子里也是会发霉的。    一箱子里到底是什么啊？”    母亲困惑地又问了一句……    父亲带着一间受了伤害的心离开北京回四弟家中去住了，我致信三弟希望母亲能到北京来住。这是1985年的事。算起来我又六年未见母亲了。父亲的走，使我更加想念母亲。我心中常被一种潜在的恐慌所滋扰，我总觉得一个不可还免的事实伏在距离我很近的日子里，当它突然跃到我跟前时，我不知我如何承受那悲哀和内疚和惭愧。    母亲便很快来到了北京。    母亲是感知到了我的心情么？    我和妻每夜宿在办公室，将我们十三平方米的小小居室让给了母亲和安徽小阿姨秀华和我们三岁半的儿子。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夜夜挤在一张并不宽大的硬床上。    母亲满口全是假牙了。    母亲的眼病是更严重了。    “你是她什么人？”    在积水潭医院眼科，医生对母亲的双眼仔细检查了一番后，冷冷地问我。    “儿子。”    “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才来看？”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弟弟妹妹们为了治好母亲的眼睛，已是付诸了许多儿女的义务和孝心。我也听出了医生话中谴责的意味。    “眼翳是难以去除了，太厚，手术效果不会理想的。而且也极可能伤到瞳仁……”    “那--至少，是应该植假睫毛的吧？……”    可怜的母亲，双眼连一根睫毛也没有了！丧失了保护的眼睛常被炎症所苦。    “应该想到的事，你不认为你想到的有些晚了么？眼皮已经这么松弛了，植了假睫毛还是会向内翻，更增加痛苦。”    “那……”    “多大年纪了？”    “67了。”    “哦，这么大年纪了……。开几瓶常用药水吧，每天给你母亲点几次，保持眼睛卫生……这更现实些……” &nbs;  我搀扶着母亲，兜里揣着几瓶眼药水，缓慢地往医院外面走。    默默地我不知对母亲说什么话好。15岁那一年，我去到母亲为养活我们而挣钱的那个地方的一幕幕情形，从此以后更经常地浮现在我脑际，竟至使我对类似踏破缝纫机的一切声音和一切近于褐色的颜色产生极度的敏感。    “儿，你替妈难过了？别难过，医生说得对，妈这么大年纪了，治好治不好的又怎么样呢！……”    8岁的儿子，有着比我在15岁时数量多的‘书”--卡通连环画册、《看图识字》、《幼儿英语》、《智力训练》什么什么的。妻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收人阶层”，却很相信“智力投资”一类宣传。如这等样的书，妻也看，儿子也看，因为妻得对儿子进行启蒙式教育，倘我在写作，照例需要相对的安静，则必得将全部的书摊在床上或地下，一任儿子作践，以摆脱他片刻的纠缠。结果更其值得同情的不是我，而是他那些”书”。    触目皆是儿子的“书”，将儿子的爸爸的“读物”从随手可取排挤到无可置处，我觉得愤愤不平，看着心乱。既要将自己的书进行“坚壁清野”，又要对儿子的“书”采取“三光政策”。定期对儿子那些被他作践得很惨的“书”加以扫荡，毫不吝惜。    这时候，母亲每每跟着我踱出家门，站于门口，望我将那些“书”扔到哪儿去了，随后捡回。如是频频，我不知觉。    一天，我跨入家门，又见满床满桌全是幼儿读物的杂乱情形，正在摆布的却不是儿子，而是母亲。浆糊、剪刀、纸条，一应俱全。母亲正在粘那些“书”。那些曾被儿子作践得很惨被我扔掉过的“书”。    母亲唯恐我心烦，慌慌地立刻就要收起来。    我拿起一册翻看，母亲粘的那么细致。    我说：“妈，别粘了。粘得再好，梁爽也是不看的，这些书早对他失去吸引力了！？”    母亲说：“我寻思着，扔了怪让人心疼的不是……要不让我都粘好，送给别人家孩子吧。也比扔了强呀！”    我说：“破旧的，怎么送的出手？没谁要。妈你瞧，你也不是按着页码粘的，隔三差五，你再瞧这几页，粘倒了啊！……”    母亲说：“唉，我这眼啊，要不寄给你弟弟妹妹们的孩子，或者托人捎给他们？”    我说：“千里迢迢，给弟弟妹妹们的孩子寄回去捎回去一些破的旧的画册？弟弟妹妹们心里不想什么，弟妹们和弟媳妹夫还不取笑我？”    母亲说：“那……我真是白粘了么？……就非扔不可了么？粘好保存起来，过几年，梁爽他长大了几岁，再给他看，兴许他又像看没看过的一样了吧？    我说：“也可能。妈你愿粘，就粘吧。粘成什么样都没关系，我不心烦。”    于是我和母亲一块儿粘。    收音机里在播着一只歌：      旧鞋子穿破了不扔为何？      老先生老太太他们实在太罗嗦……    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儿子，是没有任何权利嘲弄和调侃穷困在我的母亲身上造成的深痕的。在如今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的对比之下，这一点并不太使我这个儿子感到可笑，却使我感到它在观实中的格格不入的投影是那么凄凉而又咄咄逼人。    我必庄重。    对于我的母亲所做的这一切似乎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必庄重。    我认为那是母亲的一种权利。    一种特权。    我必服从。    我必虔诚。    我不能连母亲这一点点权利都缺乏理解地剥夺了！    我知道床下，柜下，还藏着一些饮料筒儿、饼干盒儿、杂七杂八的好看的小瓶儿什么的，对于十三平方米的居室，它们完全是多余之物。毫无用处。    我装作不知。    是的，我必庄重。    它没什么值得嘲弄和调侃的。倘发自于我，是我的丑陋。尽管我也不得不定期加以清除。但绝不当着母亲的面，并且不忍彻底，总要给母亲留下些她也许很看重的……    一天，我嘱咐小阿姨秀华带母亲到厂内的浴室洗澡。母亲被烫伤了，是两个邻居架回来的。    我问邻居：“秀华呢？”    她们说她仍在洗。    我从没对小阿姨表情严厉地说过话。但那一天我生气了，待她高高兴兴地踏进家门之后，我板起脸问她：“奶奶烫伤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呀！”    “知道你还继续洗？”    “我以为……不严重……”    “你以为……你以为！那么你当时都没走到奶奶身边儿去看看了？我怎么嘱咐你的！……”    母亲见我吼起来，连说：“是不严重，是不严重，你就别埋怨她了……”    半个多月内，母亲默默忍受着伤疼。没说过一句抱怨之词。    母亲又失去了假牙。母亲一天取下泡在漱口杯里，被粗心粗意的小阿姨连水泼掉了。    母亲没法儿吃东西了，每顿只能喝粥。    我正要带母亲去配牙那一天，妹妹拍来了电报。    我看过之后，撕了。    母亲问：“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哪会拍电报？”    母亲再三追问。    尽管我不愿意，但终于不得不告诉母亲--长住精神病院的大哥又出院了……    母亲许久未说话。    我也许久未说话。    到办公室去睡觉之前，我低声问母亲：“妈，给你订哪天的火车票？”    母亲说：“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我不早早回去，你四弟又不能上班了！    母亲分明更是对她自己说。    我求人给母亲买到了两天后的火车票。    走时，母亲嘱咐我：“别忘了把那瓶灌油和那卷药布给我带上。”    我说：“妈，你烫的伤还没好？”    母亲说：“好了。”    我说：“好了还用带？”    母亲说：“就快好了。”    我说：“妈，我得看看。”    母亲说：“别看了。”    我坚持要看。母亲只好解开了衣襟--亲干瘪的胸脯一大片未愈的烫伤的溃面！    我的心疼得抽搐了。    我不忍视，转过脸说：“妈，我不能让你这样走！”    母亲说：“你也得为你四弟的难处想想啊！”    ……    母亲走了。带着一身烫伤。失落了她的假牙。留下的，是母亲的临时挂号证，上面草率的字写着眼科医生--已无手术价值。    今年春季，大舅患癌症去世了。早在1964年，老舅已经去世了。母亲的家族，如今只活着母亲一个女人了，老而多病，如同一段枯朽的树根。且仍担负着一位老母亲对子女们的种种的责任感。那将是母亲至死也无法摆脱的了。    我想我一定要在母亲悲痛的时候回到母亲身旁去。我想如果我不去就简直太混蛋了！    于是我回到了哈尔滨。    母亲更瘦更老更憔悴了。真正的就好似根雕一个样子！    母亲面容之上仿佛并无悲痛。那一副漠漠然的神态令我内心酸楚。母亲其实已没有了丝毫能力担负她的责任和使命了呀！母亲好比是一只老猫，命在旦夕，只有关注着她的亲人和儿女们在这个世界上艰难地死去的份儿了！母亲她苍老的生命大概已完全丧失了体现她内心悲痛和怜悯之情的活力了吧？    在四弟的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的时候，母亲强打起她最后的尊严，问我：“你写的那篇叫《雪城》的书，为什么闹得个满世界风风雨雨？”    我缄默。    “为了稿费？”    “妈……不是……”    “不是？那究竟为什么？”    “听着，妈和你爸从来没指望你当什么作家。你既然已经是了，就要好好儿的当。妈和你爸都这么大年纪了，别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给我们丢脸……”    “妈……不是……”    “可报上是这么说的，你弟弟也是这么认为的。连你妈和你弟弟都不能原谅你的事，你还觉着自己没多大错么？……”    “妈，我错了！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的话！……”    那一时刻，我真想给母亲跪下，告诉母亲我心里的实话--为了好好儿当一个作家，我是活得多么苦多么累！    母亲对我已无它求。    “不会干别的才写小说”--这一句话恰恰应了我的情况。    在这大千世界上我已别无选择，没了退路！    母亲，放心吧。我记住着你的话，一辈子！    若有人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将我的老母亲老父亲接到我的身边来，让我为他们尽一点儿拳拳人子的孝心。然而我知道，这愿望几乎等于是一种幻想是一个泡影。在我的老母亲和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大致是可以这样认为的。    我最最衷心地虔诚地感激哈尔滨市政府为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解决了晚年老有所居的问题。使他们还能和我的四弟住在一起。若无这一恩德降临，在这家原先那被四个家庭三代人和一个精神病患者分居的二十六平方米的低矮残破的生存空间，我的老母亲老父亲岂不是只有被挤到天棚上去住吗？像两只野猫一样！而父亲作为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为我们的共和国付出了三十余年汗水和力气。    我的哈尔滨我的母亲城，身为一个作家，我却没有也不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实际的贡献！    这一内疚是为终生的疚惭。    梁晓声他本非衔恩不报之人！    对于那些读了我的小说《溃疡》给我写来由衷的信，愿真诚地将他们的住房让出一间半间暂借我老母亲老父亲栖身的人们，我也永远对你们怀着深深的感激。这类事情的重要的意义是，表明着我们的生活中毕竟还存在着善良。    我们北影一幢新楼拔地而起。分房条例规定：副处以上于部，可加八分。得一次全国奖之艺术人员，可加二分。我只得过三次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填表前向文学部参加分房小组的同志核实，他同情地说：“那是指茅盾奖而言，普通的全国奖不算。”我自忖得过三次普通的全国中短篇奖已属文坛幸运儿，从不敢作得三次茅盾奖的美梦。而命运神即使偏心地只拥抱我一个人吧，三次茅盾奖之总分也还是比一位副处长少二分，而我们共和国的副处长该是作家人数的几百倍呢？    母亲呵，您也要好好儿的活着呀！您可要等啊！您千万要等啊！    求求您了，母亲！    母亲呵，在您那忧愁的凝聚满了苦涩的内心里，除了希望您的儿子“好好儿的”当一个作家，再就真的别无所求了么？……    淫雨是停歇了。瘦叶是静止了。这一个孤独的日子，我想念我的母亲。有三只眼睛隔窗瞅我，都是那杨树的眼睛。愣愣地呆呆地瞅我，瞅着想念母亲的我。    邻家的孩子在唱着一首流行的歌：      杨树杨树生生不息的杨树，      就像那妈妈一样，      谁说赤条条无牵挂？……    由我的老母亲很想到千千万万的几乎一代人的母亲中，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平庸的在社会最底层喘息着苍老了生命的女人们，对于她们的儿子，该都是些高贵的母亲吧？一个个写来，都是些充满了苦涩的温馨和坚忍之精神的故事吧？    我之揪然是为心作。    娘！……    遥远地，我像山东汉子一样呼喊您一声，您可听到？……

 
作者：山里_人    文章来源：红袖添香    点击数：145    更新时间：2006-1-18
前些日子回老家，又看到了渠边那棵核桃树。这棵核桃树已经不结核桃了，因为它的树冠早就没了，只有几个侧枝，枝上是稀疏的叶子，一个核桃也没有。
原来渠边有两棵核桃树，从我记事起就在渠边了，并且这两棵树一直都那么大。核桃树不是特别高，我经常和小伙伴们爬上核桃树玩。我能爬到核桃树最顶端的分叉处。因为核桃树离我家不过几十米，有时候在树上的我会被母亲看见。她一见我在树上，就从家里跑出来，把我骂下树。不过母亲一回家，我又爬了上去，为此没少挨揍。
这两棵核桃树原来是第四生产队的。属四队的时候，每到核桃树快能吃的时候，我们只能望树兴叹。因为这棵树有人看着。看核桃树的是邻居老太太，是由生产队安排的。这个老太太可讨厌了，她不允许任何小孩子靠近核桃树，甚至我们从旁边走过时，多看了核桃树两眼，她就骂我们。她骂我们，我们也骂她。她耳朵聋，虽然听不见，但她知道我们骂她，于是不止一次的找到我家，对母亲说我偷了她的核桃，母亲就骂我。她一走，母亲就检查我的手，看手上有没有核桃皮汁的痕迹。未成熟的核桃，核桃皮不能自己脱落，需要在石头上磨，磨核桃时会弄得满手都沾上核桃皮的汁。皮肤一旦沾上汁就会变黄甚至变黑，用什么也洗不掉，非得等十几天后才慢慢消退。母亲看我手，就是看我是不是偷了核桃吃。如果真吃了，母亲还会打我。如果没偷，母亲就会给我说，等核桃熟了，她去要几个给我吃。
后来邻居老太太死了，土地也包产到户了，渠边的那两棵核桃树虽然有主人，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主人是谁。核桃快成熟时也从没人看。于是不等核桃树成熟，树上的核桃就一个不剩了。
母亲看到核桃树没人看管荒了两年，心里面很心疼：这么多的核桃等不到成熟就一个也不见了。于是母亲主动看守起了核桃树。
母亲看核桃，可不像邻居老太太那样连小孩子从树下走都不让。有时候别的孩子顽皮，糟蹋核桃，母亲就给他们说，等核桃熟了再来够，人人有份。当然有些小孩子不听母亲的话，往往趁母亲不在时偷核桃。如果我发现了，一定会跟他们急，甚至动起手来。母亲见我跟别人打架，不管怨不怨我，就给我两巴掌。当母亲知道我是因为他们偷核桃才跟他们打架时，就会说，就是这样也不能打架。不过母亲看到我眼里有委屈的泪水时，就会回家给我摊个鸡蛋什么的来安慰我。
到打核桃时，母亲从不阻止别的孩子捡核桃。我那时老大的不乐意。因为我觉得，我们看的核桃，核桃就应该全是我们家的，凭什么让他们捡？尽管如此，还是我们家得到的核桃最多。
成熟的核桃外皮一剥就掉。母亲把脱皮的核桃放在篮子里高高挂起，当然在挂起之前我可以吃几个啦。母亲挂在篮子里的核桃不允许我们兄妹偷，因为她要攒核桃，预备给大哥娶媳妇时往被子里面缝。我们老家那里结婚时男女双方都要做许多被褥，我们叫被褥为铺盖。往往媳妇们攀比谁作的铺盖多。结婚时的铺盖和平时盖的不太一样，就是四个角都要缝一些核桃大枣什么的。每床被子都要缝，结婚那天早晨还得让孩子们掏，不掏不吉利。这种习俗是为了祈求早生贵子的。
因为母亲看了好几年核桃，所以攒了不少。大哥结婚，二哥结婚，甚至姐姐结婚都是用的母亲攒的核桃。当然邻居家有人结婚时也会从我家借核桃，母亲从来不会拒绝。
94年我考上了大学，因为在外地上学，每年核桃成熟时就再也看不到母亲看守核桃树了。我回家时，母亲给我说，她还坚持看守核桃，每年都攒些，当然是为我攒的。
尽管上大学时没有亲眼看到母亲看核桃打核桃，但我可以想象到母亲在核桃树下的身影。母亲一生下我就被得了慢性心脏病，20多年了没少输液吃药。上大学那几年，母亲的病有所加重，但没有把我叫回去一次。每当我回家时，我从母亲日渐瘦弱的身体上看出她被病痛折磨得不轻。
98年，我大学毕业，那年渠边的两棵核桃树中的一棵不知被谁砍了，只剩下一棵了。就这一棵树，母亲仍然看着。那年秋天，母亲从这棵核桃树上打下了最后一批核桃。因为第二年这棵树的树头就没了，也不再结核桃了。
母亲一直惦记我的婚事,在我上大学时就打算让我跟村里一位考上中专的女子定亲，我没有答应。母亲很失望，她多么盼望她的小儿子早日成家呀！
99年夏天，我第一次带着对象（后来成了我的妻）回家。母亲虽然病重，但她非常高兴，这可是她盼了好多年的事呀。母亲拖着病体给我们做饭。母亲对我说，她希望我早点过事儿（结婚），说她攒了不少粗布，棉花，预备给我做被子。特别提到攒了许多核桃，都给我留着。我是家里最后一个成家的，以后再也不用攒了，况且也攒不成了，渠边唯一的一棵核桃树也不结核桃了。
我把母亲的话给我后来的妻说了，她说做那么多铺盖干什么，还做粗布的,至于还要装核桃大枣之类的她也很不以为然。
母亲因为病痛，十几年不能好好睡了，她几乎每个晚上都不能好好睡，躺下就胸闷，只能坐着，一晚上真正合眼不到一个小时。
农村的夜很黑，很静。母亲痛苦的呻吟，我听得清清楚楚。
99年12月31日，农历11月24日，我终于结婚了。母亲因病情加重，没能来市里参加我的婚礼。2000年1月5日，母亲病情恶化住院，家里人没有通知我。出院时才让我知道。出院的原因是已经不可治了。
大年初一，我和妻子给母亲磕头，母亲只能在炕上侧卧，不能端正的坐在椅子上接受她最疼爱的三儿子给她磕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头。
正月初七晚7点30分，我把着母亲的手腕，感觉到了她最后的脉搏。
母亲如了愿，她亲眼看到，她的核桃缝进了儿子的铺盖里。
现在，渠边的核桃树还在，但是从99年后再也不结核桃了，母亲再也不用看核桃树了。
母亲走了，母亲的核桃树虽然还在渠边，但它不结核桃了，也许它已经随着母亲去了。
 

老公出生在一个有很多规矩的山东农村家庭，婆婆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人，矮矮的个子，普普通通。但是，就是从这个目不识丁的老母亲身上，我学到了宽容，大度，和对子女的那份深深的母爱！ 　　新婚那年，过年时候，我们理所当然要去婆婆家过年。山东的冬天，虽然整体温度比东北要高，但房间里可不像东北那么暖和，尤其是农村，没有空调，只有客厅里的一个小小的烧煤炉子，阴凉阴凉的。婆婆家三间平房，婆婆特意给我们布置了一间暖和一点的房间，作为我们的新房，并且漆了窗子和门。 　　刚开始的时候，兔兔真的不适应，觉得不论穿多少，好像都冷似的，尤其是晚上钻到被窝里，那个被窝冰凉冰凉的，让人直打冷战。婆婆知道我怕冷，每天都给我灌好热水袋。白天，婆婆什么活计都不让我做，我和老公就一直守在炉子旁边取暖，看着婆婆一直忙碌着。 　　等到三十那天，老公的哥哥一家人开车也回到老家过年了。老公的哥哥在城市里做个小官，嫂子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稍微娇气一些，有一个可爱的5岁小侄子。嫂子有两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因为怕冷，这次因为我们新婚所以才回来过年的。另外，那年他叔叔也回到老家过年，房间很紧张。 　　快到晚上的时候，婆婆还没有收拾嫂子带来的行礼，心粗的我也没有注意。后来，老公把我单独叫了出去，告诉我，说以前都是嫂子住在我们那个新房里。更重要的是他的小侄子，他父母怕冻到孙子。但是那间房子已经是我们的新房，所以婆婆不好意思说什么。老公叫我主动让出新房给嫂子住。我不是不知书达理的女人，所以就答应了老公，和婆婆主动说了让出我们的新房，选择和婆婆住在了同一个房间里。嫂子知道了很高兴，但是对我们却没有说什么，仿佛是理所应该的事情，让我心里有点不快！到了半夜，一家人高高兴兴过年的时候，第一次在外边过年的我，觉得心里好难过，感觉我是个外人似的，无法感受到那份快乐。这就是我的新婚，冰冷的房间，而且还需要和婆婆住在同一个房间。我给家里打电话时，听爸爸问我好不好的时候，竟然哭了起来，婆婆看了很尴尬！后来，我又自己躲在房间里偷偷的流眼泪，不小心被进来的婆婆看到，我感觉很不好意思。婆婆为难的看着我，眼泪也在眼圈里打转，拍着我说，孩子，妈妈对不住你啊！都是妈妈的错，让你受了委屈！都是妈妈不好！看到婆婆这样谴责自己，我就算有再多的委屈，也烟消云散了！婆婆不仅没有责怪我让父母知道了我的委屈，还自责自己。其实，婆婆有什么错呢，老人也很难当的啊！婆婆这般大度，让我这样一个读过很多书的人为之汗颜啊！ 　　这就是我的婆婆，一个善良大度的老人。对我而言，她不仅是婆婆，是妈妈，也是一个让我敬重的老人！ 　　三年硕士五年博，身变皮骨腰变驼。昨日豪情遭磨难,今朝两鬓见斑驳。 　　囊中通货常恨少，腹内草莽日渐多。墙上芦苇浅根底，山间竹笋空外壳。   　　 转自搜狐女人（F-02）

 自从年初结婚以来，我的心总不平静，想家、想父母、想过去。整个人也不在状态，我还怕婚后有变，怕被父母当成客人。小时候总嫌父母口罗嗦，弟妹烦人，喜欢一个人清静，常常关着门，躲在房里做着自己的事，那时潜意识是渴望长大、渴望独立、渴望自由空间。现在却巴不得每天有人与我为伴，我害怕被周围的人冷落，害怕一个人在家，也总希望有人跟我说说话。实在无人陪伴，我就找点事做，快点打发这段时间。我以前不喜欢人云亦云，刻意标榜着个性，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常常做些古怪的事，那时的我以为这就是成熟。而现在，我不再大发脾气，也不再大发议论，不与人大吵，连以前最爱品头论足的电视节目也懒得多说，似乎看开了许多，看淡了许多，平和了不少，内心有如平静的湖水。结婚前，父母说：有了房就结婚，结婚了就要考虑要个孩子，然后安心持家。我却激动不起来，反而还反感，结婚难道就!是女人的归宿？结婚生子，养家糊口，是否意味着从此不再有自由，不再空闲，不再没头没脑，不再想怎样就怎样，凡事把丈夫和孩子并列第一，自己位居第二。我总在反思：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恋爱的最初目的不是追求幸福吗？为什么要生这些枝节？也许我需要时间来慢慢化解内心的烦恼。

　　不久前，丈夫去参加同学聚会，我一人在家，孤独感油然而生。等他回家，我大发脾气，找了一堆跟他无关的事来抱怨，弄得丈夫莫名其妙。我边说边哭，丈夫惟恐自己做错了事，忙着道歉，紧抱着我不松手。看着丈夫老实可怜的样子，我才慢慢说出实情，我害怕孤独。其实，丈夫并没什么错，他勤奋努力、宽容大度、任劳任怨，我生气不是因为他，只是我对婚姻难以适应。我好不容易一一道来，满腔的泪水便如江水泛滥，难以止住了。丈夫急忙开导我。我渐渐明白了：结婚，意味着开始承受另一种孤独。

　　 转自喜满你她生活（F-02）

前面提过,我大学毕业后就到深圳了，那时害虫已经买了自己的房子，我们同居。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父母也住在这里。虫妈是很怕自己的儿子找不到女朋友的，因为私底下她也觉得自己的儿子长得不算英俊。曾经问过我一个很好笑的问题，我家害虫长得这么丑，你爸爸妈妈会同意你们一起吗？我的父母对我还是很信任的，在我到深圳之前，他们没有见过害虫，可是他们相信自己女儿的眼光，并由她自己单身出门闯荡。我那时一本正经的回答虫妈，男人不要看长相的，性格好，人聪明就够了，我想我的父母会喜欢害虫的。大概虫妈觉得自己这话露了怯意，马上加上一句，我儿子哪里丑呢，我都不觉得他丑。我笑。

　　笑，是我与虫妈过招中所使用的常用法宝。所谓伸手不打笑面人，对于她的种种言论，做法，我一概以笑来回应。尽管我不是个很喜欢笑的人。从小，见惯了我的那帮表姐表嫂们与婆婆过招的种种劣迹，听她们说事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将来一定不和婆婆住在一起，也绝对不跟她吵架。

　　只是当初轻轻巧巧立下的誓言，如今执行下来，还是万分艰难的。

　　虫妈从老家带来一块底版已接近腐烂的洗板，她不用洗衣机，为了省水省电，自己坐在洗手间，一件一件的手洗衣服。刚到害虫家的几天，我还发扬风范，假模假样的抢过虫妈手中活，洗了全家的衣服。可是，即便在大学，也是手洗自己那几件衣服，哪里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又要上班，着实没有时间与洗板耗日子。真是痛苦。虫妈也知道我忙，主动接过接力棒，继续她的洗衣生涯。可是，我怎么好意思呢。只有每天冲凉完毕后，拿出自己的脏衣服收到自己房里。我对虫妈说：不能帮手给您洗衣服已是我的不妥，但是如果让您来洗我的衣服，却实在让我受不起，我还是自己洗衣服吧。虫妈在深圳呆了多久，我就手洗衣服多久。手开始脱皮，但是哪敢发言呢，想当年，我在大学洗自己一个吃饭的碗，还戴一双手套呢？但是，在虫妈面前，未来的婆婆面前，怎敢呢？

　　母亲节，在深圳，被商家策划的人尽皆之。虫妈的两个儿子给她买了新衫和鲜花。那日，我打电话给妈妈，她说，你也买件礼物吧。买了一瓶70多块钱的玉兰油，防晒的。考虑到虫妈喜欢出门与人打牌，所以买了给她。满心欢喜的我递给她礼物的时候，她问，他们是我儿子，所以买礼物给我，你算我什么呢？买礼物给我做什么？尴尬，当时我很尴尬，可是没人注意到我的感受。我傻笑，说，您是害虫的妈妈啊。

　　虫妈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迁入县城，对于食物，她一向认为，鸡鸭鱼肉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们家的桌上，天天都有这些。浓重的口味，多多的油，盐，蒜，葱，姜，芹菜。所幸，我不是一个挑剔的人，有菜有饭，回家有得吃，已经是件幸福的事情了。哪敢挑剔呢？虫爸倒是在饭桌上郑重提出过，虫妈你要问问小布喜欢吃什么，吃得惯咱们的口味否？感动得我差点从凳子上栽下来，连声回答，没事没事，都吃得惯。

　　虫妈不问这些，她一向觉得自己做给家人的都是极有营养，极补的菜。她忘了，我是学医的。到过广东的人，都知道，广东人讲究喝汤，动不动就是老火煲靓汤，觉得很是滋补。靠近广东，虫妈也几乎天天给儿子们煲汤，一碗一碗，端出来，亲自交到儿子的手上。而我，是那个她忙的时候帮她把汤端到儿子手上的传递者，并没有喝汤的资格。一日，虫妈买来一只乳鸽，煲完汤后捞出鸽子放在一个盘子里端到饭桌上，汤已经另外放好了，等着哥哥和害虫回来享用。吃饭的时候，挟起鸽子，猛往我的碗里送，说，吃吧吃吧，乳鸽！到过广东的人也许知道，广东人把煲过汤的内容物称为渣，他们认为煲过汤后的内容就没有营养了，一般是捞出扔掉的。其实，大部分的营养还是在所谓的渣里头的，只是我也不爱吃煲过汤的内容物，淡而无味，嚼之如老树皮，吞也吞不下去。但是，虫妈隆重推出的菜式，我不敢反抗，还是默默的吃下了。

　　害虫一家喜欢打牌，而我对扑克，麻将皆无兴趣，唯一会的升级是在大五那年学会的。有时候被拉上去凑角，没办法。刚开始和害虫打对，我是那种对扑克一点都不上心的人，打牌全凭心情，不留意任何人的牌，自己一路乱打。因为觉得打牌是个娱乐活动，大家开心就好。根本不去想技巧或者取胜什么的。运气好，牌好的时候，还可取胜，但是绝大部分时间，我和害虫都是输输输。他很恼怒，止不住的教育我。我不买帐，一脸的不以为然。说得多了，我也拉下脸来，臭屁不理他。

　　后来但凡打牌，虫妈都要主动与我打对，从来都是一脸笑容。也时常说些一语双关的话，但是对于我这种一入牌场就愚钝如牛的人，一点效果都没有。害虫一次与我大吵，说，你就不能在打牌上用点心？我说，笑话，为什么要用心，我觉得没有用心的必要，我又不爱这个，打，完全是为了陪你们，你嫌不足，以后不要喊我打牌。但是，每次虫虫一家欢聚一堂围坐方桌的时候，我都不忍败兴，又出演牌场傻蛋的角色。

　　虫妈一直以自己的丈夫儿子为豪，时常跟我讲他们大家族的事情，长篇大论，说的都是在江西，虫家是个让人羡慕的显赫之家。言外之意，你小布能进入我们的家庭是件极其幸运的事情。可惜我在这时都是嘴拙之人，除了笑，没有给虫妈她想要的表情。

　　一日吃饭，菜间有个菜式是泥鳅汤。虫妈又以炫耀的语气说，泥鳅是个好东西啊，很有营养啊。挟起一条，放入我的碗中。我突然一改往日的谦和和沉默，笑着说，外婆在我小时候跟我说，她们以前插队到农村，看到那些农民插秧的时候，都是顺手捞起田里的泥鳅扔到田梗上，由太阳晒死它们。嫌泥鳅土腥味太重，在我们那种鱼米之乡，没人吃它的。大概都没有准备，想不到我会突然大放厥词，冷了一会场，没有回应，我只得自己笑着说，不过虫妈做的泥鳅，一点腥味都没有。后来虫爸对我的点评是，读过大学的女孩子不是平庸之辈。

　　另一日晚间，害虫突然一脸严肃的与我谈话，说，你每天回家，我父母都会跟你打招呼，你为什么一点起码的礼节都没有啊？什么？我一头雾水。我怎么没反应啊，我都回答了，我说，是啊，下班了，回来了啊。害虫的脸色越发凝重，可是，你总是目无表情，连笑都不笑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意见？我马上理了一下头绪，反问到，谁说的我没有表情？害虫愣了一下，回答，没人说你，我自己看到的。其实，他每天都比我晚回家，即便回了，也不会守在门边观察我的表情。我正色道：我每日对着电脑，确实习惯了木头木脑，面无表情。而且下班后坐一个多小时的公汽回家，很累，也许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表情，在虫妈虫爸给我打招呼的时候忽略了他们的感受，是我不对。但是，在一起生活，也希望大家能互相的包容。他们也并没有象疼你一样关心我，我也没所谓啊。最后这句话伤到害虫，他马上反驳，他们怎么对你不好？还不够吗？我笑笑，都差不多就算了，何必那么严格要求呢？害虫步步紧逼，我也没办法。我说，来了这么久，你妈妈给你和哥哥煲的汤，我何时有过一碗？好在我不是出身贫寒，喝不起一碗汤，我也不计较这些，想喝的时候自己在外面买一盅就是了。但是不要把你们所认为的渣挟给我吃，还说很有营养，这些我都可以算了。我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一句？你自己想想，我爸妈过来煲汤的时候，第一碗汤是给谁的，是给你的啊！他们当你做儿子，你爸妈当过我是他们的女儿没有，我在你们眼中不就是个外人吗？还有，我送你妈母亲节礼物，她问我是个什么身份，我真是无言以对，那瓶防晒霜放在大厅的桌上，一个星期不拆包装，我买的东西，那么不堪吗？看都不看一眼。我都没给自己的妈妈买过母亲节的礼物呢？突然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眼泪哗哗的流。你不跟我说回家没表情这件事情也就算了，我小布一辈子都不会跟你提起这些事情，但是不要把人逼得太紧，太计较他人的态度，人与人相处，是将心比心，付出多少收回多少的。我不是傻子，我心里有数。听完之后，害虫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这些事情，你不必管，我来处理吧。

　　后来的日子里，我也终于有资格喝一碗汤了，但是，心里始终还是有结，觉得争来的东西，不香。还是豁达得不够，属于小女人。

　　有段时间出差，回来的时候，虫妈跟我说，你走了，我很想念你，每天的衣服没人收，碗没人洗。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想起你，平时你做了，我都不觉得。有些感动，终究有人挂念，被肯定。

　　虫妈虫爸回老家了，临走前那些天，逢休息就带着我扫荡市场，我俩马不停蹄扫荡了三个市场，每到一地，虫妈就会指点江山，告诉我哪个摊位的辣椒劲道，哪个摊位的豆腐味纯，哪个摊位的小菜新鲜。恨不得一夜教出一个高徒，我频频点头，手上拎的全是各式各样的塑料袋，勒得手指都紫了。不禁感慨啊，虫妈每天都是这样照顾一家人的啊！一个人拎这么多东西，真是不易啊！

每逢佳节倍思亲

　　转眼中秋就快到了。眼看着各大超市琳琅满目的月饼，突然心里不是滋味，中秋团圆，是应该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月饼的时候了。可是我的父母却在遥远的HB，我和姐姐在SZ，一时也回不到他们身边。

　　从小我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患有严重的过敏性哮喘，病情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不得平卧于床，只能坐着睡觉呼吸困难才稍稍缓解。我是整夜整夜的靠在母亲的身上，她直到四肢麻木都不敢动弹。记得父母带着我看了N多的医生，想尽一切的办法想治愈我的病。一次，吃过一个中医的方子，那夜居然平安度过，没有出现阵发性的呼吸困难，早上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仍然是躺在床上，母亲欣喜若狂，抱着我亲了一下，那时的父母，十分疏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拥抱、亲吻都是极少见的，即便是对于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印象十分的深刻。

　　父母待我，一直十分的宽容。让他们欣慰的是，从小到大，我在学业上还一直算得上出色，可是到了高中，就不是那么优异了。班主任找到父母，询问我是不是早恋了。母亲毫不迟疑的否决，她说，我的女儿，我很了解，从小像个男孩子，不喜欢女孩子的矫揉造作，所以她的男性朋友多一些，但是，都是哥们，没有恋爱。请您不要这么看她。事隔很久她才向我提起，其实那时的我确实怀揣小鹿，对着某个男生动了一点心却没有做出什么实际的行动。母亲甚至没有追问什么，她只是说，感情这种事情，你现在还承担不了，你自己衡量一下，看看什么是你认为最重要的。而我听了她的话，也收拾好了自己恍惚的心。点到为止，是我的母亲一直奉行的教育孩子的法则。她从来都是极其信任她女儿处理事情的能力，轻轻的一句话，四两拨千斤。让那个时候想要叛逆的我，不知如何叛逆。

　　母亲对自己从来都是节省的，给我和姐姐永远都是新的，好的。以至于我俩每到一个学校，不知情的人总会认为我俩是独生子女。那个年代，只有独生子女穿着艳丽，新颖，有兄弟姐妹都是由大至小轮着穿衣服的，小的那个很少穿得到新衣的。而母亲买给我俩的衣服都是新的，最新潮美丽的，却不是最贵的。从我和姐姐读小学起，母亲就给我们订了3种杂志，作文的，玩游戏的，故事类的。同学到了我家，总是惊异于书架上有那么多的齐齐整整的书。直到今年父母搬家，母亲打给我们电话，抱怨的是家里的书太多，实在不知如何的取舍。我和姐姐读小学的课本她还给我们留着。

　　她总是捡我和姐姐淘汰的，不穿的衣服自己穿，再或者花上几块钱找个裁缝改短裤子。难得买上一件新衣服。即便是买，也在卖衣服的地方再三的踌躇，半天不能打定主意。最后的一句话总是，家里还有大堆的衣服没人穿，花冤枉钱买新衣服干嘛！我和姐姐给她买衣服，总是剪掉衣服的商标，问及价格也只是去掉整数留零头的骗她。她总是笑，说，又在骗我，肯定很贵你们不敢说。

　　母亲从小都没有强迫过我和姐姐什么，即便是在吃饭的问题上，我俩什么时候饿了想吃，她就做给我们吃。绝对不会象有的父母捧着饭追在孩子身后跑。她很少吃肉，号称只爱青菜。其实是她那个年代吃肉太少的缘故，我小的时候，又照顾我和姐姐，自己舍不得多吃。也就渐渐形成习惯，不怎么吃了。牛奶蛋糕巧克力之类的，更是不沾一下。也是她的年代物质匮乏，所以永远习惯不了那种味道。造成如今缺钙，夜里脚常常抽筋。买给她钙片，总会被她指责浪费，吃钙片的时候却又会一边满心欢喜一边嘟嘟囔囔。

　　我的母亲是个极爱卫生之人，在厨房做饭炒菜，抹布却从不不离手，哪怕锅里溅出一滴油来也要当即擦干净。抽油烟机更是时常被她大卸八块，充分体现出不锈钢的材质感。我站在厨房陪她的时候，她说得最多的总是，这厨房都脏得下不了脚了。我老是反驳她，算了吧，你真是劳碌命，哪里都是一尘不染你还嫌不干净，我是实在看不出来哪里脏。以至于她到我家的时候，我专程请假2天事先在家做清洁，仍然落了一个“厨房连油瓶子都沾手”的评价。

　　再说说我的父亲，父亲是名军人。后来退伍。他是他众多兄弟姐妹中唯一脱离农村到了城市的。父亲极其喜欢读书，他从部队转业回来什么都没有带，只有几大木箱的书。小时候我和姐姐的乐事就是搬个梯子爬上阁楼，在上面翻他的书。至今喜欢码码字也得至他的遗传和熏陶。

　　一直不认为父亲和蔼可亲，可是每逢下雨，第一个到班上送伞的总是我的父亲。小时候我频繁的挂吊瓶，他也次次不落的来看我。请假过来看过几分钟转身再去上班。我家门前有条巷子，没有路灯，到了夜里漆黑一片。父亲便在我晚自习后站在巷子的那头接我回家，风雨无阻，足足六年从我读初中直到高中毕业。他认识了那一块所有卖宵夜零食的小贩。接到我时还得跟所有的人打招呼告别。小贩们常要免费送东西我吃，并对我强调，你爸爸对你多好啊。

　　父亲年纪越大，越疼我和姐姐。出门的时候，总是紧紧的牵着我们的手，是十指相扣的那种。碰到熟人总是很自豪的介绍，这是我的大女儿，这是我的小女儿，一脸的陶醉。小时候我和姐姐跟他不大亲近，他是军人出身，后来又做纪检监察的工作，总是一脸的正气，让人无法靠近。我和姐姐长大了，嫁人了，反倒时时跟他撒娇，可以揪他的脸，趴在他的膝上。他总是半嗔半怒，眉毛想挑又挑不起来，然后泄气感叹，这些孩子们呀！

　　他是个英俊的男人，即便年纪大了，还是气宇轩昂。他很在乎自己的着装。自己不曾买过几件衣服，却对衣服有着诸多的挑剔。衣服不要拉链的，口袋不要有搭扣的，裤子裤管又不能太窄等等。没有人能买到令他十分满意的衣服，即便是母亲，也是无数次的发誓再不给他买衣服。他有一天连换三四套衣服的记录，是个喜欢臭美的家伙。

　　我的父亲是个性格耿直，颇有才气，又很自负的男人，所以他在官场上没能做到一个显赫的位置。老了依旧两袖清风。我毕业的时候自作主张到了深圳，连着换了三四份工。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份他认为牢靠稳定的铁饭碗工作。所以他与人聊天，多是责备自己没有能力，没能给女儿安排到一家医院。他固执的认为，是他让我荒废了。我怎么安慰，他都留存着一个心结。直到我结婚出嫁，他才仿佛松了口气，郑重的将我移交给害虫管理。

　　我到SZ后的第一年寄了盒香港产的月饼给他们，被他们猛K一顿，说是实在品不出几百元钱的月饼和几十块月饼的差别，谓之铺张浪费。后来改寄钱给他们。今年的中秋，十分的想念他们，写下这篇文章，献给我亲爱的父母。

 
　　（一）

　　有日，看专专的文章，《给一位即将出轨的朋友的信》，专专说，网友相见，必定上床，那是男人的最终目的。当时我呆在电脑旁，害虫在边上看电视，我把椅子滑到他身边，踹了他一脚，喂，你说，网友见面，男的想的真的就是上床吗？有没有顾及一点精神世界的东西？此人连眼睛都不抬一下，不加思索的回答，废话，不上床，见什么面？啊？真这样啊？我还是狐疑。那么当年你见我，上床也是唯一目的？嘿嘿，害虫奸笑，我是男人中的极品，当时我多纯洁啊！屁！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又踹了他一脚，回到电脑旁。

　　（二）

　　我夫有天心情很好，驱车送老婆上班。路上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多三十多岁的男女出轨？时代发展了，男女对感情的需求也日益增多，是不是啊？害虫微笑，小姐，有句老话，叫饱暖思淫欲，不要我跟你解释吧。恩！有道理，我点头，接着问，那么，你觉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靠！饿他们，不给东西他们，看看感情能不能当饭吃！！害虫恶狠狠的说。我夫精辟，经典农民下山了。

　　（三）

　　害虫的理想，是做个现代包工头，亲自主持修一座桥，一条路或者房子，诸如此类的工事。如果做了一项，我和他就可以一辈子不愁吃喝了。有天他畅想完毕，问我，我要是做了包工头，你打算怎么活？我含笑，那还不简单？找个自己热爱的工作，不必为了应付生计委屈自己，会很超脱，一年一部分时间出去旅游，还有部分时间呆在家里写字，然后拿包工头的钱去出书，管他有没人看，哈哈。害虫摸着脑袋说，坏了，你成了“坐家”，我是包工头，多奇怪的一对啊！我该怎么向人介绍我的老婆呢？以后见了别的包工头，送上的就是你的书，哈哈，叫他们拿回去给他们的老婆学习，你的书倒不会愁销路了，哈哈哈哈！

　　（四）

　　害虫喜欢吃果仁类的零食，瓜子，花生，腰果什么的，自然体内就会积聚一定的氮气，多了，自然就会找出口，寻求发泄。一日一起看电视，我的胳膊靠着他的肚子，突然感觉他腹部的肌肉收缩，我以闪电般的速度跳下沙发，穿上鞋子，屏住呼吸，旋风一样的冲到阳台旁，一把拉开关住的玻璃拉门，对着阳台上的空气深呼吸。害虫诧异的看着我，你干嘛？我瞪大眼睛看着他，你还问我，你又在污染环境了，别想瞒过我。害虫很懊恼，没有隐私了，没有隐私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得意，没有公德心的家伙，要放屁也不提前通知我，幸好，我，是个敏感的姑娘。从此，他如花似玉的老婆我获得了“臭屁探测器”的美誉，并且从无漏探和误探之嫌。描述他的臭屁味道的语言也恰到好处，象水浇到发红的焦炭上面形成的雾气的味道。
 

前几天假日，我坐马桶时经常读《淮南子》，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如果没有不快乐，那时就是最大的快乐，钦佩之极。


水，是简单的物质。
清澈，透明，亿万年时间，勾勒出了地球的容貌，而亿万年，在漫漫的时空，仅是某个瞬间。有人说，百岁老者往回活，人人都是圣贤品，这也许是指越活越简单吧。这是一个反思。想起前些日子看了一篇文章《生活在深处》，我突然想了一句话：生活的深处是感慨。现在想想，其实不对，生活的深处应该是简单。

生活的深处是简单。
人生长命百年，不过弹指一挥间。简单的生活，往往是一种轻松极致的理想空间。简单的理念，或许是一种大智若愚的人生境界。在心情中生活，生活中心情，心情与生活或许是人的一生的简单概括。有时我在想，坚强地生活，简单的心情，可能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却往往难以实现。两难中，快乐可以是简单的。

无数简单的快乐，改变着生活的心情。
简单最好。

 
潘小松

海德格尔说人应当诗意地栖居。每当我走到“风入松”书店的入口处看见这句话时总是想：诗意地栖居一定是很浓缩的生活方式，于我不很相宜。这就好像提倡艺术地生活。我喜欢艺术，但我不喜欢艺术地生活，因为那样太拘谨。比较来讲，我喜欢生活在散文式的随意里。布置考究，秩序井然的居室我总以为像时下售楼处的样板间，缺少一种“凌乱美”。我情愿书橱里的书籍杂陈得找不到所需要的书，也不愿顺理成章地码放托尔斯泰和塞万提斯。在我的书房里，线装书和洋装书是比邻而居的。写散文可以就地取材，无处不可下笔。码放书籍何尝不可以如此：我拿大画册当隔板垒起的书格比“宜家”卖的书格要漂亮大方。

散文铺就的生活不只是在书房。梅菲斯特劝浮士德走出书房。他们的创造者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生活里的散文真正要品味起来比书上的散文韵味足得多。世俗的乐趣是在日常生活里培养的，于其中不做作地体会快乐，也不是件人人能办到的事情。人们快乐的感觉甚至品味食物的感觉都受到舆论的影响，以至不能自得其乐。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湖滨空气好，适合钓鱼，大家却因为这个活动不能代表时尚和消费水准，于是把大把的钞票扔在空气污浊的室内娱乐场所，或者干脆在电子游戏机上行垂钓之乐。人是耐不住寂寞的动物。假如没有社交的参照动力，一般人是不会空守高尔夫球场的，尽管那里的草坪很绿。“笼中的金丝雀”之所以终究要飞，说明人大抵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说人有很多愿望是实现来给别人看的。人啊，何其悲哀乎哉！散文式生活着的人就不同了。他们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往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流行的价值观偶尔也打动他们的凡心，但到头来依然故我还是散文随笔。美食在他们可能是咸菜馒头。灯红酒绿去得，集贸市场也看得见他们悠然自得的身影。高头讲章读得，市井俚俗也不拒绝。这便是很纯正的散文做法了，而且真的形散神不散。

我喜欢散文的不刻意而为，我喜欢散文铺就的生活的无经心安排。我喜欢散文的手到擒来，我喜欢散文生活的随遇而安。假如寻常人也有资格讲境界的话，我以为生活的最高境界在不期然而然，散淡而悠远。只有散文铺就的生活才能臻此境界。
 

　平淡的生活才是福

　　云高月静

　　前几天，我看好了一个项目，想投资经营，和老公商议后，老公说要考察几天，我想，既然要干就埋头干好了，经历风险是正常的，可是我老公却在一个早晨对我宣布，他坚决不同意我做这个生意，问其原因，他回答的很干脆：“你根本就不能吃苦。”

　　他这几天他到几家废品收购站去，和那些经营废品的老板也谈论过这个事情，他知道我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个事情，我不服气，赌气和他说我的计划，他笑着罗列了一大堆我不能吃苦的理由，比如我不能熬夜，不能像别的女人那样放下架子去干活，性格不好，脾气暴躁等，尤其他说我连8加7都不能马上计算出来的人，怎么可以和那些分分两两的人计算数字呢？

　　他这样一说，我还真的泄气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那不善词令的老公是什么时候发现我这么多的娇毛病的，我真都怀疑，既然我有这么多的毛病，和我生活了十几年的他是怎么容忍的？

　　晚上，我老公对着电脑下围棋，电脑音箱发出的声音不时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大声叫喊着：“还让不让我睡觉了？”老公看了我一眼后没出声，看他没出声，我更来了脾气，起来没容容他反应过来，我就把电脑关了，我的老公发怒般地看了看我，满以为他会和我争吵，因为我没等到围棋结束就关电脑，就让他的分数减少了，可是我的老公瞪了我一会笑了，说了一句：“像个毛孩子似的，你怎么还不长大呀？”

　　躺在床上，听着老公的鼾声，我竟然睡不着了，看着月光下的老公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中，我想起刚和他结婚的时候他说的话：“即使你身上有太多的毛病，我也会帮助你慢慢休整，毕竟我比你大。”

　　我是一个很现实的女人，我不追求大富大贵，也不企求上天给我带来什么奇迹，可是在看到身边的几个闺中密友分别都买上了大房子后，看到她们一脸的幸福对着我炫耀自己阔绰的生活时，心理也难免有对自己的老公产生一些不满意，想着自己的老公为什么不能也像她们的老公一样给我奢华的生活。

　　一次同学会上，一个和我联系很频繁的女同学当着很多的老同学面对我说：“你可是找了一个天底下最好的老公。”

　　几个女同学问为什么这样说，她笑着说：“我曾经去她家看过，咱们的老同学在她老公的面前就如一个孩子一样被呵护，我是真的羡慕死了。我是看好了，一个女人的幸福不在你有多少钱，穿多漂亮的衣服，住多好的房子，女人的幸福是有一个时刻能关心爱护你的丈夫。他知道你的冷暖，能包容你的生活，能把你的痛苦放在他的心上的男人。”

　　她的话到真的说中了我的生活。我是一个性情中的女人，因为爱写些污七八糟的文章，所以也经常接触些舞文弄墨的文人，而大凡这样的男女，也是酒兴颇浓的人，经常在酒店里挥洒人民币，时间长了谁都难免招架不住酒店里昂贵的消费，而这些人还不愿意失去沟通。我了解这些人的性格，多次在没征得老公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把这些朋友带到我家里，那怕是咸菜和大葱沾酱，我们也会喝他一个酩酊大醉，连男带女的，有的时候一来就是十几个，唱着喊着，而此时我像一个指挥家一样在指挥我的老公做菜拿酒，我那可怜的老公在厨房忙活完后，还要面带着笑容坐在饭桌前听这些文人们谈天论地。

　　我的老公真的不懂得什么文学，他是军人出身，他有他的爱好，如果让他研究围棋和乒乓球什么的，他可能会讲出很多道理。可是面对着我们的话题，他根本查不插不上话，他憨厚的笑着，还时不时地给那些酒鬼倒酒夹菜，而那时的我从来就没想过，我的老公是什么心情。

　　我曾经问过他是不是很讨厌我的行为，他只是很清淡地说：“你的朋友来家里，我怎么着也要给你一个面子呀，不然在外边你怎么样做人呢？“老公的心胸让我真的很感动，至少在他的生活中，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第一。

　　其实幸福的理解有很多种，有的人整天为金钱而忙碌着，其实他往往放弃了金钱以外的幸福，有的即使抓住了金钱，却不知道自己早已经做了金钱的奴隶了。

　　曾经看过我家的一个邻居，男人是一个朴实的工人，相貌很好，而妻子却在13年前的两次开颅留下了后遗症，样子很丑陋，可是这个男人依然每天快乐地牵着她的手去散步。很多人都问过这个男人，为什么不嫌弃妻子的容貌还敢领着到处走，这个男人笑着说，“我的幸福你不知道。”

　　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这是人生观决定的，那些看似看是很般配的一对夫妻，也会反目为仇，而那些看着不适合的一对，却有着很快乐的生活。

　　作为一个女人，没必要整天的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放弃应该属于自己的幸福，我的幸福观就是：有一个爱我的老公；有一个优秀的孩子；写我自己喜欢写文章。尽管我的生活很平淡，可是我感觉这最平淡的生活才是最真实和最感动的。

我那么残忍地伤害了母爱

2006-02-15

邵寞鸿

又要走了，我匆匆地收拾着行装，心情有些急躁，不知是对前程的渴望，还是对小村的厌倦。 　　母亲再三留我，她想让我在家多呆一天再走，我不肯。母亲见我执意要走，便不顾还没有到饭时，就去给我做饭。她拿出家里剩下不多的白面（那时家里还很贫穷），在厨房里忙活起来。 　　我心里非常不安。我在家的这些日子里，家里的农活不论怎么忙，母亲从不让我伸手；家里无论有任何在母亲看来是好吃的东西，总要让我吃。虽然我跟她解释我在外面常吃这些东西，但母亲依然执意让我多吃一些。这过份的宠爱让我很不自在，天长日久，我便觉得父母的行为是多余的，而且还厌烦起来。 　　就说今天吧，我根本还不饿，不想吃饭，只是想尽快早些走，可母亲偏是不理解我的心情，非得给我做饭不可。于是，我便和母亲解释，途中随时都可以吃饭，如果因为吃饭耽误了时间，恐怕赶不上火车，而且天气预报报道今天有雨等等。虽然我费了许多口舌，最终还是没有改变母亲的主意。 　　于是，我只好等着母亲做饭。一边等，一边抱怨着：“你瞧，这都什么时候了，误了火车怎么办，天要下雨怎么办？”母亲说：“你就不会明天走吗？”我无言以对，只好赌气地等着。 　　饭做好了，母亲欣慰地坐在一旁看着我吃，满意地说：“你好长时间不回来一次，要走了，又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回来，临走的时候总得让你吃上一口热乎饭吧！” 　　我上路前，天果然阴了起来。母亲又留我，让我明天再走。我的犟脾气上来了，非走不可。母亲拗不过我，便摧我赶紧上路，脸上还显出了愧疚的神情。 　　我刚到火车站，天就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我忽然想到，母亲在家一定很惦记我，况且我还说了那么多抱怨的话，看到天下雨，她的心情会怎么样呢？ 　　当我坐在火车里，离家里越来越远时，对家乡的怀念却愈来愈强烈起来。 　　细细回想起来，我心里十分惭愧，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亲的态度太不应该了，太过于生硬了。母亲给予我的，是一种伟大而又无私的母爱啊！母亲没有文化，不会用语言表达对儿女的爱，但她的爱却是通过日常的琐碎生活细微地表现出来。这种感情是慈祥的、真切的，而我却那么残忍地对待这种感情！我后悔了，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在家多呆一会，为什么不多吃一口饭，去安慰母亲那颗爱子之心。 　　不久，我接到家里的一封来信，是父亲写来的。信中写道：“家里的一切都要很好，只是你妈妈很惦记你，问你那天被雨淋了没有，生病了没有，要是生病赶紧去医院打针，不要怕费事，不要怕花钱…… 　　我的眼睛湿润了，仿佛又看见了母亲，看见母亲那天满怀愧疚站在路旁的身影…… 转自千龙网（F-02）